1926年5月，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考虑到出师首战影响全军士气，经与中共广东区委协商决定，以作战能力较强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5月，独立团受命开赴湖南为北伐先锋。周士第率领第1营走在先锋的最前面，人称“北伐先锋的先锋”。

　　湖南之战，首战告捷，独立团由此声名大震。尤其是9月的武昌之战，周士第指挥的“奋勇队”事迹尤为可歌可泣。

　　9 月3日的拂晓，根据分工，当时独立团担负的是从通湘门至宾阳门的攻城任务。动员会上，周士第带头留下家书、衣物、余钱，表示了为国捐躯的决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感召之下，奋勇队员个个争先，人人都写下家书，以实际行动展示了革命军队不成功便成仁的英勇气概。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第三次总攻击。周士第指挥独立团凭着拼死一战的精神，用架设云梯的办法硬是在通湘门取得了突破，他们首先攻占蛇山，迫使武昌守敌停止抵抗，3万守军缴械投降。在武昌攻城战斗中，独立团共牺牲官兵191人，一时间“古有抬棺出城，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传遍武昌。

　　在这次战斗中，周士第被任命为独立团代理团长。

　　毅然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1926年冬，独立团改名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为团长。不久，叶挺又从七十三团中抽调骨干，组建了另一个师——二十四师，叶挺为师长。

　　1927 年7月，国共分裂，为了挽救革命，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集合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发动南昌起义。周士第所在的第四军第二十四师统归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在当时，周士第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风云人物，张发奎等国民党中的高层人物都十分看重他。根据原定计划，周士第以演习的名义，很快把七十三团拉出了马回岭。部队只带了武器弹药，而背包、行李和伙食担子一点没带。但七十五团才走一半，张发奎就乘火车赶来了，他本来是到回马岭亲自来做周士第工作的。没想到，他来迟了一步，七十三团不但已经拉走了，七十五团也行动起来，他顾不得自己总指挥的身份，站在车门口，扯着嗓门大声喊叫起来：“喂，你们干什么，我是总指挥，快去告诉你们团长，停止一切行动。”没有人理会他。“叭！叭！”一阵枪响，这是派来传达起义计划的聂荣臻命令部队发的信号。张发奎吓得夺路逃命。

　　第二天，聂荣臻、周士第率领的部队顺利地赶到了南昌。党决定将马回岭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仍以第二十五师的编制归属第十一军建制，以周士第为师长，李硕勋为党代表，下辖三个团。8月5日，起义军按原计划撤离南昌。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在第九军军长朱德的率领下挥戈南下。

　　不幸，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于是周士第和朱德乃率领部队经福建向江西转移，到达江西信奉县天心村时，经组织决定，周士第和李硕勋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以使这支打散了的部队能同党中央尽快取得关系，明确今后的任务和行动方向。就这样，周士第离开了部队。

　　游子“归家”

　　革命的路不会笔直平坦，人生的路也会时有曲折。

　　1928年1月，周士第几经周折到了香港，向李立三汇报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

　　由于长途跋涉，奔波操劳，周士第身染疟疾，必须马上住院治疗，但当时党组织的经费十分紧缺。从马来西亚抵港的陈超鹏，得知老友周士第染病，立即前去看他，极力劝说周士第同他一起到马来西亚去治病，因此脱离了组织。

　　但周士第内心仍向往着革命，当他得知邓演达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党时，立即启程归国。1929年冬，他在上海加入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为与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1933年，在第三党成员的推动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10月公开举起了反蒋抗日大旗，建立福建人民政府。当周士第得知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有与红军接触的意图后，立即自告奋勇当“红娘”。

　　红军先后派了两名谈判代表去福建，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张云逸。此时周士第已是身在曹营心向汉了。在与潘汉年、张云逸的接触中，他除了向他们介绍十九路军的有关情况外，还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并向组织表达了游子思归的心愿。当周士第将一份写着自己离“家”6年经历的书面材料呈给周恩来时，周恩来也掏出了一封信递给了周士第。信的大意是：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若蔡不来，士第也要来。看到这封尚未发出，署名贺龙和聂荣臻的信，周士第的眼睛湿润了。原来“家”里人一直挂念着他。

　　1934年，红军长征。周士第在长征中担任由红军大学改编的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指挥科科长，出色地完成了这支部队的军事指挥任务。党满意了，组织满意了。1935年10月，经罗贵波介绍，周士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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