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都非常谨慎小心。
1969年的“一号命令”,要求疏散,当时广东从化是最大的一个疏散点,包括朱德、董必武都在内,一共有29家疏散到从化温泉那里,在河的西岸,一家一栋小别墅住着。这29人都是高官,战争年代就互相非常熟,大家自然互相走动串门。可周坚的母亲跟他说,都是人家来看他父亲,他父亲哪家门都不进,不去看人家。
“一到吃完晚饭,大家都沿着河边散步,父亲也就在散步时和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不登门拜访。朱德、董必武都来过我家,他也不回访。
“我母亲跟我说,从50年代进城以后,他就除了办公室以外,基本上不去任何一个人的家,不串门。他只参加集体活动,比如50年代学苏联,跳舞,我父亲倒是挺坚持的,军委组织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他倒是每次不落,都去。但是除了集体活动,个别来往,没有。我小时候有印象,有人到我们家来看过他,但他从来不去看人家。
“我觉得 这都是现在我自己这么分析啊,可能他心里想的就是:反正我有 污点 我也知道,我省点儿事,不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周坚说父亲一生谨慎还表现在对住房的固执上,他们家1950年从西南到了北京以后,到现在没动过地方,没搬过家,这个房子已经住了60年了。
“我母亲说,当他职务调整时,给他换房子 这是成立防空军时的房子,后来防空军取消了,这房子应该归空军,他不搬,人家也没办法。说了多少次,我父亲坚决不动。最后就是,他到了哪儿,这房子就跟着他归属谁管。这些年这房子就不断地转移产权。
“在我印象里,我们家的房子在1964年才第一次大修。我妈说,还是因为肖劲光到我家来的时候,受到两大刺激:一个是,他一坐沙发,沙发那弹簧把他给扎了;再一个是,我们家那老房子,还是卷纸的窗户,纸糊的顶棚 就是那种秫秸秆上裱糊纸的天花板,四壁也返潮得特别厉害。
“后来趁我父亲去广州休养,才把沙发给换了,把房子给修了,也改了窗户。因为他在就不让修,他说挺好。”
1975年,周士第在广东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不管什么情况下,部队一驻地,立刻就向四面八方派出侦察员
说是为人低调也罢,周士第不喜欢讲自己的事,比如别人问到独立团的事儿,他只向人介绍叶挺,很少提到自己。所以现在周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父亲的事,他都没听说过。
“比如写我爸和我妈当年是怎么恋爱的,还写得特别详细,这个,我爸从来没说过,我妈也从没跟我们说过。他不说过去的事,不仅不跟我们说,也不跟我妈说。他去世后,我妈说,他不讲,过去的都不讲。我们知道的这点儿,都是偶尔赶上了,蹦出几句来,透一点儿。比如,我问过他:你怎么认识林彪的?林彪是黄埔四期的,毕业后分配到独立团当见习排长。那时我父亲是参谋长,部队早上要出操,有一天,一个轮到值星的连长进来跟我父亲报告,说黄埔新来的一个见习排长林彪,不服从命令。我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见林彪这个名字。父亲没跟我讲具体是什么事,但他当时顶撞上级了,这是肯定的。
“黄埔的同学,他还讲到过胡宗南。我父亲说胡宗南本身的个人条件不是太好,比如军事体育课,老不及格,因为他个子太小,比如盘单杠,他爬不上去,跳起来都够不着。但是他特别努力。”
参加过那么多战斗,但是具体战斗也不爱讲,别人倒有时讲给周坚听,比如,抗日战争时期120师和北方局没有被任何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围堵过,历次扫荡、合围,没围住过,都提前突围了。后来有些警卫员也跟周坚说过:你父亲就是一生特别谨慎,不管什么情况下,一驻地,立刻就向四面八方派出侦察员,出去15里到 20里,而且给这些放出去的哨都要拉电话线的。结果有一次,把哨放出去了,后边跟着拉电话线,侦察员发现情况往回跑报信,就在中途碰上了,当时就打电话报告情况,部队立刻集合,转移,这至少争取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足够了。
“他的一生,他自己讲得太少,我们想了解只能找旁证,但还是很多事不知道。他在第三党的那一段历史,我就知道得太少了。他在第三党的经历,没有旁证材料。他在第三党那里到底怎么干的?第三党的人怎么评价他?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那7年,有没有什么资料。”
所以周坚以前每次到香港出差,除了公干,就是逛书店。这次去台湾的三天也是,除了安排的会议、参观,他抽空跑去24小时书店,在“中国历史”那儿待了有两个小时。他就是想买一些过去跟他父亲同时代那些人的回忆录,看会不会提到父亲,“想买,但没买到。我这次去台湾认识了一大批黄埔子弟,就委托他们,看看有没有1927年以前的那些和我父亲有关系的那些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帮我买下来,他们已经答应了。”
供图/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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