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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汇报。“在香港，沿途看到南昌失败以后逃到香港的士兵、伤员，我父亲给我讲的时候挺动感情的：很多伤兵起来给他敬礼，叫 师长 。我父亲说，看他们这样，我却帮不了，我这叫什么师长呢？李立三请他吃饭，他不吃。他说我跟李立三说了，你请我抽的那盒 绿炮台 ，一支烟够我在大街上的两个伤病员的一顿饭，你请我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我吃不下去，那些人没吃没喝在香港街头流浪呢。”
到香港后不久，周士第就生病了，得的是疟疾，打摆子，发高烧。别看他是师长，一样没钱，在香港他住在一个老乡家，这个老乡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厨师，也没有钱，但能管他的饭，能有个地方睡。后来广东老乡拉他去南洋，他就去了南洋。“在南洋，我父亲碰到很多共产党员，甚至两广区委的一些同志。也是，革命低潮嘛，环境很危险，很多人不得不逃命。”
这样，他离队了，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参加了第三党。
第三党既不赞成共产党，也不赞成国民党，要走第三条道路。1927年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归国，后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一番整顿以后，第三党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周士第在南洋接触了第三党，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了第三党 “黄埔革命同学会”，在第三党期间，周士第当过第三党的陕西省委书记、南方局的书记，还曾经谋划刺杀蒋介石。1931年春，周士第受邓演达派遣，化名周平，到杨虎城处工作。当年夏，周士第在西安被捕。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处决第三党要犯的消息，特意从上海赶到南京设法营救，因为周士第是黄埔生一期的身份，营救会有更多波折，她两次从上海到南京交涉，终于救出了周士第。
1937年10月，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在雁门关前线观察地形。
-在与红军代表的接触中，时任团长的周士第不仅了解了苏区的情况，还得到了“家”里传来的信息
出狱后，他到了19路军。1932年“一 二八事变”，国民党19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奋起抵抗。第三党为了援助19路军抗战，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由周士第担任队长。周士第曾率领抗日义勇军在上海闸北一带与19路军并肩作战。
1933年福建事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10月公开举起了反蒋抗日大旗，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红军先后派了潘汉年、张云逸两名谈判代表去福建，在与红军代表的接触中，时任团长的周士第不仅了解了苏区的情况，还得到了“家”里传来的信息：中央希望他回来，当然能拉一支队伍回来就更好。
“但没想到，福建事变很快就失败了，部队被整编了，包括我父亲这些战斗到最后的军官，安排他们到广州去，仍任原职。但我父亲心里知道，这不是真的。当时派了一个连护送他从福建去广州 说是护送，其实不是。后来证明我父亲是对的，很多人在途中被杀，根本到不了广州。我想应该是不能在他们离开部队前执行，以避免兵变。所以名义说是护送，等于是押送。
“接近苏区时 他不是知道从红军代表那里知道苏区的范围了吗？他骑马跑了，跑到苏区。我父亲说，军事上国民党败给共产党，他们在情报上也不行。一进苏区，他明显就感到气氛不一样。他跟一个老头打听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是当地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人家不告诉他，说不知道这个村子。其实是知道的，因为跟那个村子已经离得很近了，这说明我们党教育群众教育得好，老头一看这人穿着一身军装，上来就问苏维埃，就不告诉他。这时，旁边有个年轻人搭话了，问：你从哪儿来？我父亲说：我从19路军来。又问：你姓什么？我姓周。那个年轻人就说，那你跟我走吧。就把他带到那个村。从那儿，派了游击队的一个班，送他走了16天，到了瑞金。
“就是在福建一接上头，中央让你回来，就沿途布置好了接应，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人接头。”
到了苏区以后，朱总司令接见他，给他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还是和原来说的一样，大意是：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如果蔡不来，士第也要来。这封信署名贺龙和聂荣臻。
他先在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中，任军委干部团级以上干部队科长、队长。
“到了陕北以后，由罗贵波和董必武介绍，我父亲重新入党，因为已有7年时间组织关系断了，脱党了。当时给他的结论，大意是，一、重新入党；二、党龄从1924年算起；三、通过党的审查，在脱离党的期间，没干过一件危害党的事情。”
此后，周士第先后任第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晋北战役，参与指挥晋中、太原、扶眉、进军西南等战役。进军成都后，还当了大概几个月的首任的成都市市长。
“1955年授上将时，我父亲54岁，算是年龄比较大的，我岳父肖华39岁，是最年轻的。”
1941年，关向应（右起）、彭真、林枫、周士第、贺龙等在山西兴县。
-父亲也就在散步时和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不登门拜访
有人跟周坚聊天的时候说到过，像他父亲这样，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在历次整风运动包括后来的“文革”中，都没怎么受大的冲击，有个平安的晚年，应该说，算是很不错的了。
周坚有时候也琢磨这个事儿。在周坚看来，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他早就不当权了，就没人搭理你。”他认为，这一个是父亲退得早 1959年以后基本就脱离工作了，主要调养身体。
“1960年我父亲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一叶肺，那时他已经接近60岁。第一次手术大概做了五六个小时，我妈说她晚上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再一去，我父亲不在病房里。人家告诉她又推进手术室了，做第二次手术，因为胸腔有个毛细血管没扎死，胸腔渗血、积血。
“那以后我父亲一直养病。后来他当过三届的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和人大常委轮着干，一届政协一届人大。去世时他是总参顾问。
“再一个，可能因为他没有什么威胁，你本身是有 污点 的 按照过去的思维，他曾经七年脱党啊，1927年到1933年，这算够长的。虽然1936年重新入党时有正式的组织结论，1942年整风时，贺龙又跟他讲，审查你没有问题。这等于维持了1936年的结论：没有危害过党。”
尽管正式的组织结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过去的思维模式里，有那样的经历，不叫污点也是一块阴影吧，至少是让他更加谨言慎行的一道无影无形的警示。所以他的一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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