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培源先生在给好友、加州理工学院威兰德先生的信中有如下表述：“我总是感觉我们这些拿过政府奖学金、亦即人民的钱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在中国有个‘责任’要尽……”

    1947年春，周培源先生携妻女回到祖国。一年后，解放大军兵临北平，清华园曾一时处于“真空”状态，清华师生组织起巡逻队护校。林徽因女士的爱子梁从诫回忆当时情境：“周老，这位当时已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每晚掮着猎枪，领着学生彻夜在校园里巡逻。我母亲得知后笑着说：‘Tgpical周公！除了他，这还能是谁？！’”

    梁先生用八个字为其母林徽因“写照”：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以科学品质 捍卫科学

    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老教授盛森芝，说他永远不会忘记1970年初春那个黑蒙蒙的清晨，年届七旬的周老为他背包送行的情景。

    “当时我从东北接来家属，然后去陕西汉中的北大分校。之前他两次到招待所看我，我都没在。他得知我这天赶头班车五点钟出发，就起大早来送我，背起行李包就走。当时我只觉得感动，以他的年龄、地位，来送我这个小不拉子。”

    “我们说着话向332路车站走去，周老对我说：‘到汉中分校做事要注意，爱因斯坦是个伟人，不能批判，相对论是客观真理也不能批判，即使批也批不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特意来提醒我的，担心我到了汉中瞎积极，瞎批判。”

    盛教授说他当年常写这写那，算得上一支“笔杆子”，北大那个著名的大批判组曾邀他加盟，“我问周老意见，他没说话，我就没去。现在看，周老是在政治上关心、爱护我们。”

    据说，后来汉中分校的爱因斯坦批判没搞起来。

    送走盛森芝不久，北大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刚坐定，就让人去找周培源谈批判相对论问题。

　科学界人士大多知道周培源与爱因斯坦有“交谊”，知道周培源是相对论专家，因此，陈伯达抓“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斗、批、改”，“就要把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陈伯达自然知道，周培源是最重要的一颗棋子，如果周培源批判爱因斯坦，群众不用发动了。于是，他大讲批判相对论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从科学上、哲学上把爱因斯坦打倒。要做到家喻户晓，中、小学生也要学相对论，打倒相对论。 

    这些话我们今天听来会觉得荒谬、可笑，想必周培源先生当时就觉出其荒谬、可笑了，他表态：“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

    私下里他同学生交流看法：“讨论，也是物理学家的事。”他还认为陈伯达“胸无点墨”。

    陈伯达所以要下力攻克周培源这个堡垒，是因为此前他已了解周培源的基本态度。

    1969年10月，中科院“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撰写了《相对论批判》一文，又召集周培源、吴有训、钱学森等人及青年物理工作者座谈、表态，自然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轮到他发言时，他只介绍爱因斯坦生平及与爱因斯坦的交往，可谓不动声色，但当他听说此文就要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时，他沉不住气了，找到主持会议的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明确表态：“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

    回到家他很生气地对女儿如玲说：“简直要闹出历史大笑话了！”

    后来，陈伯达因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很快就倒了台，批判爱因斯坦、批判相对论终于没有酿成小学生都参加的全民运动，否则真是历史的大笑话，是民族的大耻辱，那耻辱对民族心理和后代人的影响，可能不亚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

    周先生顶住了，他不仅坚持“不批判”，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反批判”的，譬如“提提醒、点点火”。这是他的智慧，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1972年，杨振宁先生回祖国大陆省亲，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周培源先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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