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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我与郑振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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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 2005-06-22
1958年与郑振铎（左）在北京明定陵发掘现场。
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已一周年了，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去年10月20日早晨我初听到他的凶耗时的震惊和悲恸。
那时，我正住在小汤山疗养院中休养。秋意越来越浓了。那天晨起后，我望着窗外的阴霾的天空，戴上床边放着的矿石收音机的耳机，倾听广播新闻以解闷。新闻中突然宣布了郑振铎先生于17日飞机失事遭难的消息，我听到后，不禁怔着了。真想不到生龙活虎般精力充沛的郑先生，竟是这样像流星似的由空中突然消逝了。我的眼睛有点了，在我的眼前，立即涌现出他的形象，他的热情的友谊的举止，一幅一幅地继续不断涌现出来。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他还为我的病况而关心，坚嘱我要好好疗养。想不到那便是最后的一面。今后人天永隔，不能再听到他的亲切的慰语了。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1922年我还在做小学生时，便因为读《儿童世界》而知道郑先生的名字。后来在清华园时，虽没有选读郑先生的课，但在校园中曾有同学指出来告诉我，这位夹着皮包跨着大步身长而年轻的教授便是郑先生。但是真正的相识，是在1947年3月28日在南京鸡鸣寺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那时，他正为他所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搜集材料。我领着他参观考古组的古物标本。他对于一些精美的标本，常喜悦得抚摩不忍释手，“好极了！美极了！”赞不绝口。虽是初次交谈，我立即被他的热情和坦率所吸引住了。他的诚挚和直爽，是他的心灵的反映。1948年3月6日和10月，郑先生都曾由上海来过南京。为了选择《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图片，这三次都曾来过历史语言研究所找我接洽，还为这事通过几次信。那时他正在大量收购陶俑，因为他怕它们被古董商买去盗运出国。我还记得1947年12月和1948年11月两次到他的上海愚园路寓所去访他时，他的书房中摆满了这些陶俑。书架上、桌上、地上，到处都是。他津津有味地介绍他新近购入的得意的珍品。我笑说：“您这书房真可称为俑庐了。”他更高兴了，笑着说：“我还有件珍品，是唐代蓝釉的女俑，漂亮极了。”他用手比给我看，“只有这样高，我花了几条金子才抢购得的，差不多和金子等价了。可惜现在不能拿给你看，因为我把它存到银行保险箱中去了。”他的这一批陶俑，解放后他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陶瓷馆。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后，南京已陷入混乱状态。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1月29日起已开始将古物装箱，12月4日所务会议决定逃往台湾。6日郑先生寄来一封信，说：“古物古书，在南京者‘身份’极重。故宫所藏，固为流传有自之‘国宝’，即研究未竟之‘生坑’，未为世人所知者，亦复极多。不知作何打算？弟耿耿不寐，殊为焦虑。为安全计，也说不上有什么好办法。弟总以化整为零之策为妥当。但因不愿说话，也未便有所主张。弟所怕者，唯以‘北京人’之覆辙为虑耳。”先生当时虽没有负责文物保卫工作，但因为珍视祖国的文物，所以为了它们可能遭到损失，竟“忧虑”得“耿耿不寐”。1947年所发表的《保存古物刍议》也是这种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心情的表现。解放后，先生在文化部领导全国保护祖国文物的工作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也正是先生多年来所蕴藏着的心愿。九年来全力从事，辛勤策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我和先生一起工作，是在解放后的考古研究所中。解放后，他几次由北京发信催促我北上。那时，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他写信告诉我说：“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1949年11月10日信）1950年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由先生兼任所长。我现在还很明晰地记忆到，那年7月10日我刚由南方前来北京初次去团城文物局会晤他时的情况。那天他正从局中一个会议散会出来回到他的办公室。两年多未见面，先生变得更为年轻了。神采奕奕，精神更为饱满。我那时政治觉悟不高，一见面便先向他提出我自己想不担任行政工作，想推辞掉副所长的职务，专搞研究员的工作。他听后便笑了。那时他还没有戒烟，一面谈话，一面不断地把香烟一根接着一根燃点起吸着。他推开桌上待他批阅的公文，隔着桌子向我说：“不用提了。党这样重视我们，信任我们。我们还能推辞吗？你是知道的，我也是生平不惯做行政事的人，现在还当这里的局长呢！”我隔着桌子朝他看去，在他的眼镜的后面，光彩炯炯的一对眼睛，正透过眼镜的玻璃，透过眼镜前面的香烟所散发的白雾，和我的眼光相接触。我低下头来，深惭自己虽比他年轻十几岁，干劲比他差得太远了。从此后，我便不再提辞去行政职务的事了。
郑先生的活动方面很广，在文学事业和文化事业方面，都是有他的贡献的。考古学并不是他的主要活动方面，但他对之有很大的兴趣。1928年写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的自序中，他便提倡“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并且说：“谁要是有意于这种的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1950年冬，我在河南辉县做发掘工作时，还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在那里过年，倒是别有风趣。我老想念着帐幕中的生活———很像‘蒙古包’———可惜一时还走不开；否则，一定在年内要和天木同来，带点年礼，大家来一同痛快的过个新年。正在作此准备，不知能如愿否？”（12月13日信）当时这封信曾在发掘队中传观。我们大家过惯了田野考古生活，对于田野生活的感情有点迟钝了。读了这封信后，大家都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可惜他那一年没有“如愿”前来和我们一起过年。
郑先生的为人和他的贡献，去年他逝世时在许多追悼他的文章中都已提到。那时我也想写一篇来哀悼他，但只写了一段，便因病况恶化而遵医嘱停止写作。现在已一周年了，决心把他续写下去[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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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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