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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翻译并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后，反响还不错，但梁实秋却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文章：《读郑振铎的＜飞鸟集＞》，指出，仅前十首译诗就有四处误译。此外，《飞鸟集》共有326首诗，而郑振铎只译了其中的250多首，梁实秋认为：“一本诗集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该因为译者的兴趣和能力的关系，便被东割西裂”，
“我们可以说这位选译家不忠于原集，因为他译出来的只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面目。”
郑振铎有何反应呢？晚年的梁实秋写有《旧笺拾零》一文，引用了郑振铎给他的几封信，读来让人怦然心动——
“实秋先生：十一月五日的来信，已经拜读了。我非常感谢你的这种忠实的态度。我的朋友虽多，但大都是很粗心的，很少有时间去校读我的稿子的，只有你常常赐教，这是我永不能忘记你的好意的。我愿意以你为平生第一个益友！……我向你认罪，当你的评《飞鸟集》译文出来时，我以为你是故意挑战的一个敌人。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一时的，无论什么人的责备，当初听时是很生气的，细想了一下，便心平气和，常常的自责了……不管你当时做此文的动机如何，然而我已受你的益处不少，至少已对于许多读者，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是如何的感谢你啊！”
郑振铎比梁实秋大两岁，但他很能拉得下面子。听到批评，不但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及时迅速地反躬自省。其实，这跟君子之风无关，完全是出于对学问的敬畏。后来，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要出单行本，还约请梁实秋给自己校阅部分稿子。同时向梁实秋约稿，让他为自己主办的《小说月报》撰稿。梁实秋对他的批评，语言刻不刻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确推动了郑振铎的进步。（《人民政协报》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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