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其具体做法是：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掌管。举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率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25）。

这种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使任何一个军队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的话，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他需要克服的障碍实在太多了。从此，除了南宋初年之外，赵家天子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黄袍加身式的兵变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指挥体系，运转起来滞重缓慢无比，没有什么效率可言；更加严重的是，这种故意造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也使部队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无从谈起。不但无法形成强大攻击力，就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这还不算完。大约是前不久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将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恶劣的缘故，或者是他们拥戴赵匡胤当皇帝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的缘故，大宋帝国开国不久就实行了彻底的以文制武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将所有武人全部假设成潜在的坏蛋，然后，不许他们担任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他们必须在文职官员的领导下工作。因此，终北宋一朝，枢密院的一把手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曾经由武官出任，其余时间全部由文臣甚至宦官掌控；各级部队的统帅，也由文职人员或者宦官担任；职业军人即武将，则必须在文官的节制下指挥军事行动；哪怕在战术单位，也是如此（26）。

这就太过分了。

这种明显乖张的做法，事实上令文职人员与职业军人同时受到了伤害；而受伤害最大的则毫无疑问是帝国及其军队。我们知道，真理只要走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在这一点上，赵家天子走得太远、太过了。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上述因素和太祖制定的募兵制度相结合之后，是如何导致帝国军队的疲软不振的。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帝国军队在对抗外部挑战时，动不动就溃不成军了。

与以文制武政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则是偃武修文、倡导文教的基本国策。出身纯粹为赳赳武夫的赵匡胤，却开创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顶峰时代，与他制定的这些基本国策显然是分不开的。

当上皇帝后，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采用了许多手段笼络武将，但内心深处，他对武将们却十分警惕，甚至可能厌恶。有一次，在回顾了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之后，他十分感慨地对赵普说：“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部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27）

在中国的皇帝里，赵匡胤应该算是比较喜欢读书并且大力提倡尊重读书人的一类。据说，他平时沉默寡言，酷嗜观书，哪怕行军打仗的间歇里都手不释卷。只要听说民间有奇书，常常不惜千金求购。有一次，跟随周世宗柴荣攻打淮南，有人私下里到柴荣那儿告状，说赵匡胤打下寿州时，私运极重的财货，达数车之多。柴荣半信半疑，派人去查看，结果发现所有箱子里全部是书籍。柴荣大不解，问他：你刚刚担任高级职务，不好好收拾甲兵舞枪弄棒，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顿首道：“皇上重用我，我常恨自己没有奇谋襄赞皇上。看书就是想找到这方面的智虑见闻。”（28）

当时，被挤在军阀割据夹缝里的文人学士，处境极为艰难。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名叫张式，被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不由分说地聘请为掌书记，负责他的奏章文件。张彦泽凶残苛暴，有一次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掉自己的儿子。张式不肯为他写这封奏章，并劝阻他不要这么干。谁知张彦泽拉弓就要射死张式。张式只好出逃。后来，张式逃到朝廷请求庇护。张彦泽知道后，向朝廷索要张式，并声称，如果得不到张式，将会有不可测之祸。朝廷居然就将张式交给了这个军阀。结果，张彦泽对张式采用了剖心、决口、断手足的刑罚，最后杀死（29）。据说，五代十国时期，类似的事例不少。于是，时人记载说：士子生于斯者，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因此，才会有如此众多的北方文人士子，为了避祸，千山万水远逃四川和江南地区。

如今，赵匡胤偃武修文，倡导文教，尊重读书人，甚至以文制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戴，使人们相信，国家真的是要进入太平盛世了。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相当有名，据说，也是赵匡胤逼这位宰相读书逼出来的。

赵匡胤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那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虽然名贵，打起人来也很疼。据说，他发怒时就是用这把柱斧打人，而且越是亲近的人打得越狠，也就越疼。据说是为了让人长记性。

公元967年，当时是宋太祖的乾德五年。这一年，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平息了蜀中之乱。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然而，有一天却发现了一个惹人耻笑的大笑话，使宰相赵普差一点挨皇帝赵匡胤的柱斧揍：

当时，君臣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谈起了年号来，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认为是一个古来无有的好年号。赵普跟着拍马屁，列举了几年来不少好事，然后归功于赵匡胤改的这个年号。

谁知，旁边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极有学问，而且死看不上赵普。他等赵普特别起劲地拍完马屁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可惜，乾德是伪蜀用过的年号。”

皇帝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去查。结果真是前蜀的年号，而且是亡国的年号。这一下赵匡胤的羞惭恼怒可想而知。想起赵普这厮身为宰相，却不读书不看报，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万分。

皇帝阴沉着脸在那儿运气，坐了半天，实在还是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招手叫道：“赵普过来。”

赵普以为要挨那柱斧的揍了，又不敢违抗命令，就战战兢兢地走向御案前，只见皇帝拿起御笔，蘸饱了黑墨，在赵普脸上就是一阵乱写乱画，弄得他满脸满身翰墨淋漓。一边涂，皇帝还一边骂：“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匡胤就是在这一次，说出了他的另外一句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普奇耻大辱，整整一个晚上都不敢洗掉，直到第二天上朝。

从此，大宋宰相赵普开始发愤读书。他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动。人们只是看到他每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书。等到这位宰相死后，人们打开书匣，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从此以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传遍天下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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