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和十五年(820)，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长庆四年(824)，张籍又改官主客郎中。这年冬天，与他关系至密的韩愈去世了。弥留之际，张籍一直守候在旁。韩愈死前曾想写遗书托付后事，并要张籍共同署名，虽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见韩愈对张籍信赖之深了。这位良师益友的逝去，无疑对暮年的张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过了两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张籍又授任国子司业。大约到大和四年(830)或稍后，这位穷苦一世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年约六十岁。

　　张籍晚年职务上虽连连迁升，但他在《祭退之》诗中仍说“籍贫无赠赀”，《书怀》中说：“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说明到死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困境。张籍一生穷苦，久遭压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锐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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