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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前夕，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１日１７点，许世友被专机接到南昌。毛泽东在湖南时，就叫汪东兴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来。汪东兴有头有尾讲了两个小时，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当晚２１点，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谈吧。２２点多，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至２９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１月４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１０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尤其在这种时候，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时间已经指向零点，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这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９月１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连日奔波和谈话，毛泽东感冒了，发烧３８度多，晚上卧床休息。９月２日上午８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时间不长，只有４０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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