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给皇帝办差不易，办打仗的差更不易，千不易万不易，也不能为多弄几个钱、几个兵，图一时痛快，给皇帝许下什么准日子去。

　　袁崇焕、杨嗣昌和孙传庭，是明末崇祯朝三个极活跃的军事人物。虽然这三位级别不同（杨嗣昌是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袁崇焕是辽东督师，差不多是大军区司令级；孙传庭则长期担任陕西巡抚，算是省军区司令级别），担负的责任也不一样，但对明朝命运的重要性却无一不关键。

　　杨嗣昌不用说了，兵部尚书的职责就是协助皇帝，制订全国国防战略；袁崇焕担负着抵御明朝最大外患——辽东的后金（满清）重任；孙传庭的陕西兵是崇祯皇帝最后一支机动部队，又是对付明朝最大内忧——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武装的主力军，这三人能耐如何，发挥怎样，自然直接关乎明朝的生死存亡。

　　要说这三位能耐如何，那是无需多言的：袁崇焕以一座宁远孤城打退了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成为辽东屏障；孙传庭读书人出身却精通武艺，活捉过第一任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得只剩百十号人马，躲在商洛山里不敢露头；就算曾被许多小说、电影讥讽为草包的杨嗣昌，他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术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正是崇祯本应采取的最佳军事方略。

　　问题是这三位的下场都够惨的：袁崇焕辛辛苦苦赶回北京城救驾，战袍还没脱，就让皇太极的反间计一炮命中，被火冒三丈的崇祯送到菜市口活剐不说，还让愤怒而不明真相的北京市民当做汉奸卖国贼，扔了一脑袋菜叶子、烂鸡蛋；杨嗣昌以兵部尚书的赫赫头衔赤膊上阵，撵着张献忠在几个月里兜了几个省，让老张侮辱性地悬赏三钱买他人头不说，还因为连着让皇帝亲叔叔福王、亲叔祖襄王送命，吓得有病不敢请病假，活活累死了；孙传庭好歹死在战场上，算是堂堂正正当了个烈士，可就在当烈士之前，他先是糊里糊涂给崇祯送进大牢关了3年，又因接连两场败仗丢了乌纱帽，壮烈战死的潼关之战，他居然是揣着张“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信上的阵，您说这该有多憋屈？

　　前面说了，这三位论军事才能，在崇祯朝都算数一数二的干才，他们最大的败笔，并不是打仗打得不好，或者战略决策有什么毛病，而是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往上说，跟崇祯皇帝磨合出岔子；往下说，跟同僚、部下摆不平。

　　这三位都曾受崇祯皇帝重用，但无一例外由深信不疑到半信半疑，再由半信半疑到多疑少信，最终弄得一塌糊涂。而且他们三个都闹过内讧：袁崇焕先斩后奏，杀了敌后作战有功的大将毛文龙；杨嗣昌落井下石，把跟他私下提合理化建议的孙传庭送进大狱；孙传庭明知有纰漏，却不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杀死了自己最能打的部将贺人龙——搞成这样，还有个不败吗？

　　其实这对上、对下“搞不好关系”，说白了还是对上的问题。这三位无一例外犯了个大错：跟皇上许日子。袁崇焕以一个小干部的身份应召进京，被火线提拔，担负辽东军政重任，忘乎所以下许了个“5年平辽”的期限；杨嗣昌献计“四正六隅十张网”，许下了“3个月”平定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期限；而孙传庭被放出大牢，重新任命为陕西巡抚时，也对崇祯承诺了“给5000兵、1个月”打败李自成。

　　打仗是天底下最最花钱的事儿，崇祯为了这内外两场没完没了的消耗战，已经弄得焦头烂额，就盼着早些了局呢，您拍胸脯告诉他，只要给钱给权给枪，包您几个月睡上踏实觉，他有不大喜过望、要什么给什么的吗？可您别忘了，这些可是崇祯砸锅卖铁给您凑的，冲的不是您，是您许的那日子，过日子没戏，这希望多大，失望也就多大，到期限倒计时那会儿，您能不着急吗？一着急能不跟下面胡来吗？一跟下面胡来能不内讧吗？一内讧，这到了点儿不就更没戏了吗？这么一折腾，您往好了说，能混个杨嗣昌的命，总算死在床上，还能弄口棺材；往坏了说，弄不好还不如袁崇焕呢——人家虽然千刀万剐，好歹后来也平反了不是？

　　给皇帝办差不易，办打仗的差更不易，千不易万不易，也不能为多弄几个钱、几个兵，图一时痛快，给皇帝许下什么准日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