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例如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民主发展途径、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相当微弱、公共治理中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等等。至于与西方治理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基于“路径依赖”之上的增量改革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一种休克疗法，而是渐进的增量改革。增量改革的实质，是在不损害或剥夺人们已有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利益总量，使人们在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增量改革的方式，既强调创新与变革，又注意保持和发扬传统的政治优势，而不是简单地割裂传统。它强调改革过程的渐进性，但并不是没有突破性变革。相反，在条件成熟时也经常会有一些突破性发展。这种突破性改革是局部的和间隙性的，而不是整体性和持续不断的突变。在改革的策略上，增量改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是“以点带面”，即在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试验性改革，取得经验和教训后，再在更大范围推广。

　　其次，是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

　　经济观察报：在西方国家，政府通常是公共治理的最重要主体。

　　俞可平：中国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此不同，中国是一种“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一方面，在同级的党委和政府中，党委是权力核心，是最高决策权威所在。比起党组织而言，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更多起着执行党的决策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有300多万个各级组织，其数量远多于政府组织。在许多没有政府组织的社会领域，通常存在着党的组织，它们担负着公共治理的责任。

　　中国的公共治理结构呈现出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这是我们与西方治理模式的第三个不同。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大国，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的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实施对国家的治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即是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平行的权力系统即是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

　　经济观察报：条条与块块的结合，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结构。

　　俞可平：这一矩阵结构，既体现着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也体现着党委与政府、党委与人大、政府与人大，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治理模式的第四个不同，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是所有公共治理活动的重要价值和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大国而言，这一价值尤其重要。在传统的中国政治语境中，社会稳定的主要意义是政权的稳定和现状的不变。改革以来，这种传统的稳定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公共秩序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开始逐渐替代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传统的静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压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现代的动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动态稳定的实质，是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用中共十五大报告里的话说就是“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观察报：第五个不同是什么？

　　俞可平：法治与人治同时起着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在任何公共治理中，制度的因素与人的因素都必然发生重要作用。但对于在政治文化传统中缺乏法治内容的中国来说，人的因素显得格外重要。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日益重视依法治国，而且在20世纪九十年代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法治建设方面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建设法治国家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治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公共治理活动中，人治的作用甚至会继续重于法治。党和政府的权威性文件、政策、指示，以及各级党政领导的讲话、报告、批示，还有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潜规则”，在实际的治理活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一方面，中国要真正走向民主治理，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现法治；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要取得理想的公共治理效果，公共管理者也要清醒地看到人治实际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的公共治理而言，正确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是达到理想治理状态的重要环节。

　　经济观察报：中国治理的理想治理状态是什么？换言之，中国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俞可平：正像政府的统治有 “善政”与“恶政”之分一样，治理亦有“善治”与“恶治”之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善治。中国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按照我们的理解，善治应当有10个要素：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二、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四、责任性，即管理者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五、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六、有效，即管理应当有很高的效率。七、参与，即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八、稳定，即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九、廉洁，即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十、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经济观察报：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治理变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足和重大的缺陷。

　　俞可平：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治理中的不足和缺陷，例如，政府的公信力不高，人治的状况依然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政府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社会的收入差距在继续增大，政府的问责制还没有真正确立，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作用微弱，公共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够民主等等。

　　经济观察报：这些对中国的民主治理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俞可平：是。中国治理的未来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然而，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我们只要努力推动国家的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不断地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就一定能够实现善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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