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也是新型政治文化生成的过程。
俞可平：这种政治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它包括许多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全球治理、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这些政治观念有些是过去被忽视的，有些是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有些则是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经济观察报：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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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全球化促成了中国的治理变革。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列为基本的国策，表明了他们对我们所处这一时代的性质的深刻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仪器设备、管理经验、资本、资源、能源和市场，必须在经济上对外开放。中国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等国际组织，举办奥运会，加入国际公约，参与国际事务，就必须改善国内的治理结构，以符合国际社会的一般性规范。例如，经济特区的设立是改革开放的突破性举措，而特区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国内的治理环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国际资本的需要。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开放，国外的管理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必然乘势而入。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仅引入了资本、技术、经验，也根据自身的国情借鉴了国外许多价值观念和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制度的最重要成果。人权、法治、善治、宪政、公民社会、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观念最初是从西方引入的，近些年中作为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大措施而普遍推行的“一站式服务”、“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政策听证制度”等，最初也是从西方国家借用的。从三十年治理变迁的历史来看，中国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
经济观察报：但是至今一些人仍然对人权、法治等观念和价值表示怀疑，甚至排斥。还有些人对全球化持有敌意，认为全球化是西方的阴谋，中国要警惕。
俞可平：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啊。全球化确实是双刃剑，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而不是萎缩不前，更不能因噎废食。如果重新返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不但改革开放的成果会丧失，而且会重新面对邓小平三十年前提出的“中华民族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
经济观察报：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
俞可平：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它带有自己的明显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还没有定型，正在形成之中，但这种治理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已经开始显现。
经济观察报：主要是哪些特征？与西方治理模式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俞可平：例如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民主发展途径、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相当微弱、公共治理中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等等。至于与西方治理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基于“路径依赖”之上的增量改革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一种休克疗法，而是渐进的增量改革。增量改革的实质，是在不损害或剥夺人们已有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利益总量，使人们在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增量改革的方式，既强调创新与变革，又注意保持和发扬传统的政治优势，而不是简单地割裂传统。它强调改革过程的渐进性，但并不是没有突破性变革。相反，在条件成熟时也经常会有一些突破性发展。这种突破性改革是局部的和间隙性的，而不是整体性和持续不断的突变。在改革的策略上，增量改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是“以点带面”，即在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试验性改革，取得经验和教训后，再在更大范围推广。
其次，是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
经济观察报：在西方国家，政府通常是公共治理的最重要主体。
俞可平：中国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此不同，中国是一种“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一方面，在同级的党委和政府中，党委是权力核心，是最高决策权威所在。比起党组织而言，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更多起着执行党的决策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有300多万个各级组织，其数量远多于政府组织。在许多没有政府组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