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但是推行民主政治是很艰难的。
俞可平：因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所以发展民主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发展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目标，只要坚持下去，一定可以实行民主的追求。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已经实现了直接选举，领导职务终身制已经废除，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得以推行，等等。
什么促成了中国的治理改革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发展民主政治，政府的作用和职能都在调整。
俞可平：随着政府作用和职能的调整，政府治理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重点领域逐渐形成。从过去三十年政府治理的演变来看，以下这些领域逐渐成为中国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生态平衡、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现在大家对这些可能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在三十年前，许多都是人们不可思议的，例如生态平衡、公共服务等问题根本想不到，可是今天都已经成为焦点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的治理变革呢？
俞可平：从大的方面来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
中国的经济改革源自政治改革，但经济改革一旦启动，则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治理变革。八十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原来单一的集体和国有所有制结构为国有、集体和个人的独资、合资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经济生活的根本性变化，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治理变迁最深刻的根源。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企业必须成为拥有自主经营权的独立法人，政府和企业必须分开，企业应当对自己的盈亏负完全的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生产，但必须为企业运营和经济交往提供稳定有序和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它也要求政府必须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它的内在逻辑会自发地导致贫富分化，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群体开始形成，他们需要有表达利益和影响决策的渠道，这要求政府更加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也需要政府积极培育各种代表不同利益追求的社会组织。当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物质生活变得富足之后，其政治需要便日益增多，政府就要努力扩大公民的参与渠道，让公民享有更多的民主管理权力。
经济观察报：现在你怎么看“稳定压倒一切”？
俞可平：政治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治理变革的方向和效果。“稳定压倒一切”不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而且是中国治理变革的一条基本原则。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治理改革也必定遵循“渐进改革”或“增量改革”的途径，在治理变迁的进程中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但整个治理状况不可能发生整体性的突变。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治理变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迁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的治理变革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实质性的标志，就是党的直接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但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党转型过程，涉及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领导方式、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任务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对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挑战。一个革命性政党能否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一个根本性的关键点在于，能否既保持党的根本宗旨和党的性质的前后一致，又及时地在群众基础、组织结构、领导制度、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实现与时俱进。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毫不讳言：其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治理改革，增加自己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和政治需求，才能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执政地位。
经济观察报：你前面所说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俞可平：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引导着中国治理改革的方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邓小平认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前提，因此，他把“解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