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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原来单一的集体和国有所有制结构为国有、集体和个人的独资、合资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经济生活的根本性变化，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治理变迁最深刻的根源。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企业必须成为拥有自主经营权的独立法人，政府和企业必须分开，企业应当对自己的盈亏负完全的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生产，但必须为企业运营和经济交往提供稳定有序和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它也要求政府必须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它的内在逻辑会自发地导致贫富分化，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群体开始形成，他们需要有表达利益和影响决策的渠道，这要求政府更加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也需要政府积极培育各种代表不同利益追求的社会组织。当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物质生活变得富足之后，其政治需要便日益增多，政府就要努力扩大公民的参与渠道，让公民享有更多的民主管理权力。
经济观察报：现在你怎么看“稳定压倒一切”？
俞可平：政治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治理变革的方向和效果。“稳定压倒一切”不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而且是中国治理变革的一条基本原则。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治理改革也必定遵循“渐进改革”或“增量改革”的途径，在治理变迁的进程中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但整个治理状况不可能发生整体性的突变。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治理变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迁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的治理变革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实质性的标志，就是党的直接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但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党转型过程，涉及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领导方式、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任务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对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挑战。一个革命性政党能否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一个根本性的关键点在于，能否既保持党的根本宗旨和党的性质的前后一致，又及时地在群众基础、组织结构、领导制度、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实现与时俱进。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毫不讳言：其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治理改革，增加自己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和政治需求，才能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执政地位。
经济观察报：你前面所说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俞可平：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引导着中国治理改革的方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邓小平认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前提，因此，他把“解放思想”当作其改革运动的首要任务。简单地说，解放思想就是要使人们从旧的教条、旧的思想中挣脱出来，提出与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新思想、新理论，并用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去指导社会的实践。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碰撞、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也是新型政治文化生成的过程。
俞可平：这种政治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它包括许多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全球治理、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这些政治观念有些是过去被忽视的，有些是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有些则是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经济观察报：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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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全球化促成了中国的治理变革。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列为基本的国策，表明了他们对我们所处这一时代的性质的深刻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仪器设备、管理经验、资本、资源、能源和市场，必须在经济上对外开放。中国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等国际组织，举办奥运会，加入国际公约，参与国际事务，就必须改善国内的治理结构，以符合国际社会的一般性规范。例如，经济特区的设立是改革开放的突破性举措，而特区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国内的治理环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国际资本的需要。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开放，国外的管理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必然乘势而入。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仅引入了资本、技术、经验，也根据自身的国情借鉴了国外许多价值观念和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制度的最重要成果。人权、法治、善治、宪政、公民社会、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观念最初是从西方引入的，近些年中作为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大措施而普遍推行的“一站式服务”、“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政策听证制度”等，最初也是从西方国家借用的。从三十年治理变迁的历史来看，中国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
经济观察报：但是至今一些人仍然对人权、法治等观念和价值表示怀疑，甚至排斥。还有些人对全球化持有敌意，认为全球化是西方的阴谋，中国要警惕。
俞可平：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啊。全球化确实是双刃剑，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而不是萎缩不前，更不能因噎废食。如果重新返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不但改革开放的成果会丧失，而且会重新面对邓小平三十年前提出的“中华民族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
经济观察报：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
俞可平：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它带有自己的明显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还没有定型，正在形成之中，但这种治理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已经开始显现。
经济观察报：主要是哪些特征？与西方治理模式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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