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学者应当会写两种文章,一种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要深入浅出;一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可以用一些专门术语。我总认为,我们说话要让别人“听得懂”才行。
记者:有人说,读《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读到了学人之思,仿佛也读到了一个国家的立场,更多的弦外之音。对此,您当初写这篇文章时会预料到吗?
俞可平:知道会有反响,发表之前我也曾给圈内的一些学者同行看过,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这也说明,大家开始更加热切地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
记者:您曾提出在增量民主的发展中需稳步推进政治改革,这几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地方政府创新。从近四届的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名单来看,好像江苏、浙江,甚至是四川的获奖较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创新更为活跃?
俞:你们广东也不少啊,主要是深圳。我们和深圳一直有合作,他们本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思想一直比较活跃,在制度创新方面有不少成果。
记者:今年春节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欢迎网友来“灌水”,对政府有何意见来“拍砖”,这也是种创新吧?
俞:这很好,是一种亲民的方式。我经常跟学生讲,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臣,老百姓能记住几个,他们最记得那些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贡献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政治家和那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亲民官员。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就是充分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 关于自己
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早上六点起床晨读,晚上基本不应酬,但也会看电视,哪个流行看哪个
记者: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这个名字闻名天下,有人称您为十七大后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媒体在介绍您时也常喜欢给您贴上“文胆”、“智囊”这样的标签,加之您行事的低调,更给人神秘的感觉,对外界的种种评价甚至某些猜测,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俞可平: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成为中央的“智囊”或“文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和中央编译局一名分工负责理论研究的领导。
记者:这几年您的研究成果非常多……
俞可平(打断):我去国外演讲时曾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大陆有个风气,就是由领导带领团队做研究,研究成果挂领导的名字。您每年发表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且都比较前沿。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成果,是不是也是别人做的研究,您挂的名字?我当时说,只有我做过的东西不署我的名字,但肯定没有别人做的,写我的名字。
记者:这些研究成果纯粹是学人之思,还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机构呢?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党中央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当然要承担中央交办的翻译与研究任务。我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研究人员和中央理论工程的一名首席专家,也要承担中央下达的研究任务。但我公开发表的观点,都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
对了,大年三十我还收到一个好消息。德国的杜伊斯堡大学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授予我以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知道,国外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通常是授予那些德高望重的硕儒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提名和评选程序相当严格,我怕受之有愧。
记者:这个名誉博士学位,您觉得是因为您的学术研究呢,还是因为您这个人物在当今中国政界的影响力?
俞可平:当然不是什么影响力,更谈不上我在政界的什么影响力。纯粹是因为学术研究。如果因为在政界的影响力,他们就会授给政治领导人。他们授予这个名誉博士学位,表示他们对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给予积极的肯定。
记者:其实这些年来您的研究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例如“人权”、“公民社会”等概念的提出,就有人批评你“自由化”,还受到过有关单位的调查。
俞可平:我内心一直很平静,因为我坚持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应该接受这种普世价值。我不仅这样想,也一直努力倡导一些新理论。慢慢地,“人权”、“公民社会”等新观念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现在已成为社会共同的声音。
记者:听说您平时吃素,这是个人生活习惯还是来自某种信仰?
俞可平:纯粹是个人生活习惯,从小饮食就很清淡。
记者:现在还保持晨读的习惯吗?
俞可平:是啊,我觉得早上读书很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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