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俞可平的著作文章，你能读到一个学者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深切之思，尽管他否定“文胆”、“智囊”之称，但也坦承自己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是纯粹学问，一部分受命于官方甚至执政党的核心机构。

因其深切，俞可平还很“固执”。前几年，俞可平提出“人权”、“公民社会”等概念，被人说为“西化”、“自由化”，有关单位来调查，但俞可平心中很坦然，他认为中国应该接受这种普世价值，自己说的话要让外国人“听得懂”才行。不仅这样想，他每每出席学术会议还继续这么说，慢慢地，“人权”、“公民社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成为社会共同的声音。

正因如此，也许你就不难理解《民主是个好东西》出自俞可平之手。这篇两个小时完成的中国民主政治的“扫盲”之作并非书斋突想，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能否认作者对于脚下这片土地的关怀。

“得民心者得天下，政界商界报界学界皆同此理。失道义者失人格，官人商人报人学人概莫能外。”

昨日，应邀来访的俞可平给南方报业写下这副对联。

解放思想不是空谈 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关于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记者：现在广东全省上下正在投入“思想解放”的热潮中，希望在新一轮发展中继续保持排头兵的优势，您在北京有无听闻？

俞可平：有！铺天盖地都是(笑)。

记者：我们留意到您去年9月曾发表《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论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那对于广东现在这场“思想解放”与30年前的那场思想大解放，您认为有何异同？

俞可平：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但是，广东的发展也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而且，发展程度越高困难越大，解决这些问题无可循之道，只能靠解放思想，用新的思路来解决。我总认为，解放思想从30年前提到现在，甚至到将来都不会过时。

记者：但“解放思想”有时在老百姓看来，可能感觉比较虚。

俞可平：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关于民主政治

《民主是个好东西》并非突发奇想，但整个成文只用了两个小时，发表前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

记者：很多人都对您那篇著名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写作背景很感兴趣。是什么诱发了您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俞可平：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问过我。初衷是什么？我想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纠正一些在民主问题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认识。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争议，有一些是偏见。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有责任纠正那些不正确的认识。我既写了民主的优点，也写了民主的不足。

我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绝大多数网评和来信都是支持的。但也引起了争议，甚至招致批判。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能引起争议。

在批判的文章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两个极端。第一种批判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是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作辩护，是“伪民主”或“假民主”。有人在境外网站上写专栏文章“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从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已经到了之七。另外一种正好相反，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鼓吹超阶级的抽象民主观，是用资产阶级的理论来否定共产党的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这也是我的期望所在――我写的一个东西，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

记者：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连我们这种政治门外汉都看得懂，“扫盲”之作。

俞可平：我认为一位关注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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