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9日，军部正式挂牌对外办公。2月11日，叶挺由武汉抵达南昌。他呕心沥血，到处奔波，利用他在海内外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为新四军的组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军部机构的建立健全、军费的筹措、人员的招募、枪弹的购置、物资的补充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吸收了大量的爱国青年投入新四军，而且动员了许多文化人和专门家参加，使新四军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如动员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来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邀请医学专家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医务处处长；安排大学教授、爱国民主人士林植夫担任敌工部部长；还有经济学家钱俊瑞、薛暮桥，音乐家任光、何士德等都被委以重任。新四军成立时，仅有6200支枪，叶挺想方设法从香港买回了3600支，大大地武装了新四军。新四军的干部和警卫部队使用的短枪，都是叶挺买来的。叶挺为了买枪，让夫人李秀文变卖了她家的家产，还叫自己的胞弟叶辅平担任新四军军需处长。叶辅平在赴香港处理军需物资的归途中，不幸以身殉职。叶挺还把他的几个侄子也叫来参加新四军，为国效命。叶挺为了新四军，不惜倾家荡产。在做好各种准备之后，他和项英一道，迅速指挥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转战大江南北，实现对日作战。新四军成立仅三年，部队就从1万人发展到10万人，对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000余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毛泽东称赞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

    尽管叶挺为新四军尽责尽力，但工作环境不利于他军事才能的发挥，其心情并不愉快，曾经要求辞去新四军军长。因为他是党外人士，不能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会议，甚至不能看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与新四军往来的文电，新四军内部的一些重大事情也对他回避等等。“三年军长，四次辞呈”，是叶挺内心矛盾痛苦的真实反映。周恩来理解叶挺的难处，对叶挺和项英作了许多工作和帮助。特别是中共六届中央全会后，周恩来亲自送叶挺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委以更重要的责任，也表明党中央对叶挺的信任。正当叶挺心情比较舒畅、工作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在烈火中永生

    国民党顽固派畏惧人民力量的发展，畏惧人民军队的壮大，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悍然发起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派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在皖南围歼奉命北移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并背信弃义地扣押了下山谈判的叶挺军长。叶挺因此坐牢五年，先后被囚禁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四川重庆等地，蒙受不白之冤。但他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肯接受蒋介石的劝降和高官厚禄的引诱。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逼迫，叶挺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英勇气慨，宁死不屈。他在狱中以各种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和高尚的人格风范。叶挺在《囚歌》写道：

    为人进出的门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首诗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对他给予了高度赞扬：“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忍耐的。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一个人不被软化，成为性格破坏者，也要被瘫化，成为精神病患者。”叶挺不愧为久经考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反复谈判和斗争，叶挺终于获释。1946年3月5日，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说：“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中共中央立即复电，同意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称赞叶挺“你为中国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比忠诚。”

    可是，不到一个月，意外发生了。1946年4月6日，叶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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