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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教授论中国文化与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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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亚生活》月刊2 月号刊发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杨振宁教授于1999年12月3 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文 化与科学》。杨教授从九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二、传统中国文化 如何处理“外学”;三、传统中国文化如何求“理”;四、近代科学 如何求自然规律;五、传统中国文化以归纳法求“理”,通过抽象化 求“内外一理”;六、单音象形文字的影响;七、二十世纪的科学与 中国文化;八、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九、展望下世纪的中国科技。 关于中国传统人本文化问题,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 “内学”,以身心为主。比如说,梁启超在有名的《劝学篇》里面讲 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那么 如果中学是内学,可是也必须要处理外学,因为外学是人的身体以外 的自然的一切,怎么处理法呢?如果查中国的古文献,对此有很多的 讨论。总结起来,下面这几句话也许可以概括多半的观念,他曾经说: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他又说:“心明便是天理”,又 说:“万物一体”。这些说法,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界事物 需要了解的总的态度。 关于传统中国文化如何处理“外学”,杨教授说,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从王阳明开始 的,董仲舒就说过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朱熹说:“天人一物, 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什么叫作“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呢? 就是说有一个“理”,这个“理”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跟外界的一切, 是一回事情,这个整个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我认为,这个“理”是一个精神,或者说是王国维所讲的“境界”。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不问“理”是什么,是问“理”不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得到结论,“理”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 是定律。这些观念、规则、规律跟定律,是近代科学追求的重要精神, 而这个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是不一样的。它们的方 向是一样的,可是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没有这 个定律,没有这个规律,没有这个规则的观念。 关于传统中国文 化如何求“理”?杨振宁教授认为,几千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要达 到的境界,是这几个字,在各个地方,在不同的哲学家的言论里,你 都可以看到:“理一分殊,义以盖全,内外一体”。“理一分殊”就 是说“理”是一个,只有一个“理”:“分殊”是说它用在不同的情 形之下,有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要问:既然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追求一个“理”,用什么方法来追求这个“理” 呢?传统中国文化如何来求“理”?如果仔细分析,我想会得到一个 结论,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处的一些现象,或者一些状 态,归纳成一个最终的“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 符号化的过程。通过这一类思维方法,传统的中国文化想要达到一个 了解世界一切之一切的境地。 在谈到近代科学如何求自然规律时,杨教授说,近代科学跟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方法的不一样,首先可以肯定:近代科学也是在追求 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所讲的“理”,这就是“自然 规律”。所以,近代科学的“自然规律”,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理”。那么,近代的科学怎么来追求这个自然规律呢?其精神和 方法之一,跟传统中国文化一样,是用归纳法求得这些规律。不过, 近代科学跟传统中国文化一个主要的分别,是前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有一套思维的方式,这第二个方式是从上到下的,是推演,是用 逻辑的方法来推演,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所没有的。 杨教授强调指出,推演的方法需要逻辑,这是近代科学精神诞生 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中国古时候没有发展出这个逻辑系统。第一次对 于这个逻辑系统有一点涉猎的,是1607年徐光启跟利玛窦翻译了《几 何原本》的前六卷,可惜影响不大。徐光启对于逻辑的重要性,有很 深入的了解,可从他对《几何原本》的序所讲的一些话,以及他一些 别的文章中看出。可是这个推演的精神、逻辑的精神,在中国传统里 头没有,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后来也没有发展下去。 杨教授从近代科学的精神是把归纳法跟推演法结合起来谈开去, 论述了近代物理学的精神。他说,今天物理学的结构,可以说是分成 四层,从一到二到三到四。首先是最基本的现象,为研究这些基本的 现象,你需要做一些实验。那么从这些现象,从这些实验,一个很广 但不一定很深的领域提炼出一些东西来,这就叫做“唯象理论”。 “唯象”的意思,就是你只是从这些现象来着眼,[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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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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