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辛词的文化观照
　　赵维江连续撰文，从文化角度对辛弃疾的词进行考察。他在《从十二世纪下半叶历史文化背景看稼轩词的爱国精神》（《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一文中，从传统文化出发，对稼轩词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稼轩词中并不存在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其词作所表达的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有着其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上的特定的内容性质与表现形态。文章强调，正确认识稼轩词中反金扶宋思想的性质，应注意到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辩”观念。这种观念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夷夏一家”的观念；一是“尊夏攘夷”的主张。据此观念，华夷区分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在稼轩词产生的十二世纪下半叶，女真族已融入华夏文明，完成由“夷”到“华”的“文化”转变。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基于此情况，将稼轩词所表现的抗金恢复的思想，理解成抗击异族入侵，保卫民族生存，或者称为挽救民族文化精神的衰亡，客观上并不存在其立论的前提。稼轩词中反金扶宋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尊夏攘夷”观念，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的辛弃疾是不可能超出这种历史局限的。但稼轩反金恢复思想的根本动力是他对所处现实的痛切感受和由此而激起的社会正义感。辛弃疾的反金恢复思想，明显有着一种抗暴救民、伸张正义、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性质，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辛弃疾的反金恢复思想是一种爱国精神的体现。文章同时指出，辛弃疾反分裂思想的文化根柢实为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而且他的爱国精神中蕴含着广义的功名意识，即“抗暴反虐、救民拯世”的理想。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赵维江在《稼轩词与金源文化》（《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一文中，对辛弃疾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延续了《从十二世纪下半叶历史文化背景看稼轩词的爱国精神》的观点。文章着重探讨金源文化对稼轩词的影响，认为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金源文化，实际上与稼轩词的主体精神和词体风格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金源文化的性质看，将稼轩词以抗金恢复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理解为抗击外族入侵，挽救民族文化精神衰亡的通行观点是缺少历史根据和理论支持的。稼轩词的爱国精神的科学定位应在消除民族分裂、恢复国家一统这个层次之上。“苏学北行”，金源文化深受其影响，以“言志抒怀”为特征的“东坡体”词为金源文人广泛接受和效仿。稼轩词对东坡词体革新精神和“豪放”风格上的继承与发展，与辛弃疾早年学词于金源，受金源文化的熏陶分不开，而金初词坛追步东坡的“吴蔡体”对稼轩体形成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实为由东坡到稼轩之间的薪火传递者。“吴蔡体”将东坡“以诗为词”的词体革新进一步深化，使言志化真正成为乐府词创作的主流，词体功能亦由应歌娱人向交际自娱转变。同时，“吴蔡体”认同与追求东坡词的阔大词境和刚劲之气。这些均为稼轩词继承与发展，并将之引入南宋词坛，开拓词境，转变词风，使“北宗”精神南移。
　　四、对辛词的比较研究
　　赵佳聪的《〈稼轩词〉与〈东山词〉比较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将贺铸的《东山词》与辛弃疾的《稼轩词》对照研究。这种对比的新角度是受到《红楼梦》的启示。《红楼梦》卷首写甄士隐的“小枯荣”，在其对照下，更显出贾府“大枯荣”的深刻悲剧性。作者认为，与此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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