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公、检、法机关被强占，监狱遭到冲击，甚至有人提出“打开监狱找左派”，广大公、检、法人员遭到揪斗、迫害。据统计，“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3:4万余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打伤致残3600余人，拘捕判刑1300余人。
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谢富治也是毫不将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一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
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在谢富洽的鼓动下，“破四旧时，’，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带路，红卫兵冲进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袖
手旁观，防止被打者反抗。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來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恩來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作了重要讲话，传达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周恩來的讲话传达后，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回到部机关，公安部恢复了对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
和业务指导。
结局
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能够继续危害社会。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李震。9月10日，即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周恩來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12人外，今年如遇重要政策问题，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3人参加;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2人不拟通知。这说明，此时谢富治的身体已明显不支。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志哀，悼词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洽、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他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另止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