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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谢富治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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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谢富治在1967年10月对专案组人员讲话时说:凡列入专案的，都是
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员，要和这些人进行坚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决不施仁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酷。
1967年7月18日，北京及外地的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了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刘火线”。作为“揪刘火线”的最高指挥,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还与戚本禹一道，两次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直到最后刘少奇的家被抄为止。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揪刘火线”被迫撤除。
谢富治是靠紧跟江青爬上来的，在重大问题上，谢富治是惟江青马首是瞻0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I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把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通过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造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在“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人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都非常卖力。1967年2月，谢富治参与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等老一辈革命家。
从2月8日开始，周恩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西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发言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获得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当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时，谢富治成为找徐向前谈话人之一。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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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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