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兰回忆说，1934年，时年18岁的肖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场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面对长征，肖华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情要诉。
1964年2月，全国肝炎流行，肖华下连队时染上了严重的肝炎，呆在北京公务繁多，不利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理指示肖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这一年4月，肖华和王新兰来到杭州西子湖畔。此时，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过长征的肖华约稿，这成为肖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直接动因。
“文革”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像。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走回家。
真情守望
神秘“失踪”8年的夫君
肖华对毛泽东十分崇敬，但对他身边的江青一直保持着距离。原来，战争年代肖华在江青的家乡工作时，就了解到江青品行不好。“文革”前，江青一直想到总政兼职，并找肖华谈过，肖华没有答应。20世纪50年代，一位中央领导的夫人向肖华反映过叶群的男女作风问题。从那时起，肖华又成了叶群的一块心病。“文革”开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叶群以“左”派面貌频频亮相，那些可能对自己政治生命构成“威胁”的人，成了她报复的对象。于是，在对待肖华的态度上，江青和叶群有了共同语言。两个女人议论肖华时，曾恶狠狠地说：“人家欺负咱们，咱俩联合起来，你的仇我报，我的仇你报。”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几位老帅和三总部、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会议主要研究部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头头也来了。会上，陈伯达、江青将矛头突然指向了肖华。
江青说：“肖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肖华在打马虎眼。”陈伯达紧接着说：“肖华已经把人民解放军拖到资产阶级军队的边缘了。其实他本人就像个绅士，而不像是个战士。”陈伯达发言之后，江青、叶群等人的火力猛了起来。
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与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当着几位老帅的面念起来，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甩给了肖华。肖华几次要求发言，都被陈伯达、江青粗暴地制止了。
晚上，肖华回到家里，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疲惫。王新兰很快就察觉到了，关切地问：“不舒服吗？”肖华摇了摇头。
王新兰心里紧张，问：“会上有什么事吗？”肖华用手扶着王新兰的腰，把她带进了里间屋子，脸色沉重地说：“我和你说几句话，今天的会是冲着我来的，说我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代表，说我把军队带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了，还让我今晚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斗会。”
王新兰说：“谁开的会？”肖华说：“江青。”王新兰担心地问：“你打算去吗？”“去。”肖华说，他看了王新兰一阵，又说：“我估计回不来了，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要坚强些，几个孩子都还小，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王新兰握着肖华的手，含着眼泪说：“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一定把孩子带大。”
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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