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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吴学谦同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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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早，女儿从外地打来电话说，吴学谦同志走了。
我赶紧上网确认消息，随即打电话到老吴家（吴学谦同志生前一直不让我们叫他的官衔）。秘书告诉我，下午可以去家里的灵堂祭奠。我连忙跑出去买鲜花花篮。
我曾有幸两度在吴学谦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心里一直把他敬为恩师。
首次是197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联部三局工作，当时老吴是我们的局长。记得刚到单位报到，老吴便安排我们再度考试。考英汉口译用的是毛主席同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同志的谈话，其中有个“一分为二”，我们用的是《北京周报》上的译法，却没有过关。事后老吴找我们谈话，告诉我们当年毛主席要求用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的英语词汇。他似乎看出我们几个人不安心于对非工作，便开导我们，只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在任何领域都能干出一番事业。30年过去了，如今我还在对非工作的前线坚持着。
他说过，文革耽误了我们的正常学习，一时补不全，要承认自己底子差，更要加紧学习，了解对象国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做到对方讲了上半句，自己就能估计到下半句的大致内容，当翻译和写材料才会有把握。那年下半年，我们六个新来的人集中坐在老吴办公室对面的一间屋子里，主要是背毛选四卷英文版和《古文观止》，每人还学着翻译了十来万字的资料，由葛佶等第一代搞非洲研究的老同志逐字逐句地帮我们审改。每天晚上七点来钟，只要老吴走到我们打乒乓球的屋子开门看一下，我们便自觉地跟他上楼继续白天的学习，直到十点以后，老吴离开办公室，我们才走。这半年的训练为我们日后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至今深感受益匪浅。
老吴自己会讲几国外语，但在同外宾会谈前还要查字典，看到我们翻译不出来的时候，他便写在纸上推到我们面前。讲到过去我们搞地下斗争的经验时，类似“单线联系”这样的词，他都亲自教我们要译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接触”，否则外宾听不懂。他率代表团出访，常亲自到当地市场查看，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告诉我们，外报外刊的经济数字固然有用，但真正反映实际状况的还是现场物价。
老吴担任中联部副部长时管过一段干部工作，他主张通过考试选拔年轻人出国留学，这种做法当时在中央国家机关里似乎并不多见。1981年，我们三局有两个同志进入整个部的前三名，我也在其中。主管其它地区的几个局认为他们应该多派人，管非洲的都是蒙上的，也用不着。老吴却坚持要公正平等，结果那年，三局的两位留学英国，七局只有一人留学加拿大。
国庆四十周年前夕，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遇见吴副总理。他询问我工作情况后，对我讲了几句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要求我们，既要“扎根”非洲，摸清实际，又要“跳出”非洲，从全球看非洲。他赞成我调到外交部，以便扩展自己的视野，学做更多的外交实际工作。我便努力办调动，但数年未果。1995年初夏，老吴要我去全国政协帮忙办“二十一世纪论坛”，论坛首次会议后，他让我自己去考外交部。
再次到吴学谦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手下工作，就是在政协外事委员会的这两年。当时在他的领导和外委会几位主任、副主任（钱李仁、李鹿野、钱嘉东、唐龙彬等好几位老外交家）的努力下，促成次年召开了部分使节会议，如今上百个使馆都掌握了少量对外援助的机动费用。二十一世纪论坛首次会议请来了李光耀等外国前首脑和著名学者，与我们30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世纪的治世良方。不久，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经社理事会”，现已在同类组织的国际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自己仍以老吴教我们的办法，反复劝年轻人抓紧时间多学习，讲究敬业。讲的次数多了，他们也开始羡慕我们能有老吴这样的好领导，身传言教，教我们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科学地办外交。
记得过去想将“老吴”两字换个位置，您不让。如今还是想说一句，敬爱的吴老您一路走好。
（
舒展 作者为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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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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