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外交部长吴学谦因病在4月4日离开人世。吴学谦是新中国第六任外长。1982年4月，在中共新任总书记胡耀邦的人事布局中，他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调任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准备接任外交部长。

　　正好这时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情。一是1981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议上，由于第三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矛盾，中国当时的外长黄华却强调要突出反修而把锋芒针对苏联，在会上与总理赵紫阳发生抵触；另一是1982年春中国驻莫桑比克使馆不幸发生枪击事件，被西方媒体加以传播有损中国外交威信。

　　由于这两件事情，当时的外长受到上下批评而调往全国人大担任一个常委的闲职。吴学谦则从1982年11月起升任中国外长。

开拓外交新局面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吴学谦先后由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升任国务院副总理。高度政策水平与长期工作经验，使他很快掌握国际风云变幻与中国外交全局，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与决策，积极稳妥地执行中央外交方针。

　　吴出访过50多个国家，多次参加联合国大会与各种重要国际会议。他在推行大国外交，联合第三世界，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任劳任怨辛勤工作，为开拓中国外交局面，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来他又兼管港澳事务与对台工作，正确判断形势，制定对台政策，参与中英谈判，审议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大业，解决香港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任务繁重，夜以继日工作，他即使身在国外，仍然坚持晨跑，保持身心健康。但据他儿子、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吴晓镛近日回忆，吴学谦在出席香港回归仪式的日子里特别繁忙缺少休息，以至发病住院。因此，“从某个角度讲，他把健康献给了九七香港回归”。

　　吴学谦在任期间面临过最为复杂与困扰的局面，是在80年代中期处理极为错综复杂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与胡耀邦下台。

　　1980年代初，由于里根在竟选总统时公然主张跟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谈判又遇到重大障碍。后来几经折冲达成协议，中美政府首脑在1984－85年内接连互访，使两国关系进入迅速发展的“蜜月期”。

　　但这时中国党政高层与学术界出于对美牵制中国的反感，刮起了一股意欲和苏制美的风声。有人质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改变的说法，有人主张恢复中苏两党关系和高层互访。对苏政策的内部争论，使邀请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50年代苏联在华总顾问阿希波夫访华推迟了半年，直到1984年底才得以成行。他在人大会堂受到陈云等中共元老热烈欢迎的情景，使外界产生了中苏将重新修好的印象。

　　然而，邓小平高瞻远瞩，坚持苏联必须撤除妨碍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要求，反对改变中美苏三边关系基本格局。他认为姚依林副总理可以访苏谈经贸，吴学谦却不宜到莫斯科去与葛罗米柯会谈，因为外长在政治上代表国家，中苏关系此时不宜升级。

　　实际上，邓当时审视大局明察秋毫，认为勃列日涅夫改善中苏关系的表白，只是一种离间中美的姿态。中国若迎合，不但不能解除莫斯科的威胁，反而会影响正在顺利发展的中美关系。

与胡耀邦关系密切

　　吴学谦一方面受到元老以至总书记本人倾向改善中苏关系的压力，同时更要考虑和严格遵循邓小平的既定战略决策。他必须在两者之间谨慎小心行事，否则就要犯极大错误。

　　最后，吴未去莫斯科访问，改在纽约联大期间与葛罗米柯会见。在微妙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这一姿态表明无意与苏重修旧好，但如华盛顿对中国不善，则北京手里仍然握有“四两拨千斤”的牌可打。

　　80年代中期，由于胡耀邦提倡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触犯了元老帮的利益，他们以胡处事失当为名进行围攻，最后把胡拉下了台。由于吴学谦是胡耀邦的旧部与选任的高干，王震就带人到外交部审查两人关系，最后在政策与人事上找不出任何问题，吴得以安然渡过难关。

　　吴学谦深思好学，为人光明磊落，处事低调，平等待人，从不在下属面前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令人感到亲切随和。特别是在任用干部问题上，他能够德才兼顾，不拘一格，对此我有深刻体会。

　　我在中央党报长期勤奋工作，成为业务尖子，参加很多重要评论写作。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工作三十余年仍是党外人士。后来在80年代初被外交部借调参加起草外交文稿，经过审查发现并无政治问题，决定调入。

　　从1984－1986年，我先后在吴学谦与钱其琛指导下三次参与起草联大发言稿与其他出访讲稿，多次作为随行人员出席联大。1984年9月24日上午，我在中国代表团席位上亲眼看到吴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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