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生老母的信息》作为周作人抄书体的代表作，体现了周作人这一文体的特色，其中隐含着周作人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及无意识。
第一、 抄书体的特色：以内隐的情感之线连缀材料，贯穿全文。对“抄书体”，长期以来人
们有很多误解，有人认为这些抄书之作不过是专抄古书的掉书袋式的文章，是周作人“江郎才尽”的表现，其中没有了作者的生活、思想、情感，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周作人曾说过：“不佞之抄却也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因此“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只是周作人“不愿意直说”而已。周作人文章的一贯风格是贯穿于其中的苦味、涩味，讲究的是含蓄、隽永。在抄书体中，周作人的散文相对于早期文章更是脱尽了凌厉浮躁之气，艺术上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抒情表意的线索更加内在化，尽量回避直接的议论和抒情，更多的是抄录古今中外的书籍，只用简单的语句把材料连缀调和起来，但他自己的意见和情感都浸于其中、散射在所引用的材料之中。本文开始抄录的刘青园的笔记作为引子，即揭示出了“梗顽之民”与“王法”的对立，而且表明了自己作为“槛外人”的身份，与“官”、“民”均保持了距离。随后，周作人又迂回引证了看似繁琐的总称为“道教”的民间宗教的各种教派的名称、立教传道的年代以及传教书的刻印、装祯等情况，在其中隐含了作者发现材料的喜悦之情。同时周作人又悄悄的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立教最早的红阳教及其“八字真言”，把文章的重心落在“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言上，从起笔到入正题，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这也是周作人此类抄书体的随笔的特点吧。接着周作人引用经传，分析八字真言的渊源及其背后蕴涵的深层次的东西，并引用了“盼望歌诀”说明其在传道上的效力，随手他又引用了小林一茶的故事证明对安身立命之所的追寻的情形是没有时间、空间间隔的，揭示了非理性的宗教背后的理性的东西。至此，周作人笔锋陡然一转，说明于其宗教仪式和教义，“很是隔膜，不能赞一辞了”，接着又连引数条材料，列举其荒唐不堪之处，指出其终于“无可如何”。随后周作人又把笔荡开，讨论起“造邪经者系何等人”的问题，引用“很有意思”的有关笔记，研究“民间宗教与戏曲的关系”，推知“那些著者系何等人”，并举事例证明，实在很符合周作人的文学要有趣味的一贯主张。这里周作人语气又一转，由较为轻松的语气转为沉郁的态度，申明“此等宝卷若算作邪经论，实在亦是冤苦也”，接着由“清代邪教之禁极严”说到西欧的妖术史，由无生老母的崇拜思及怎样使庶民“富之与教之”，似有极大希望与期待，但最后语气陡降，这种希望“在中国谈何容易”，自己也只是“费了些工夫”、“抄出一点资料来”，说说而已，极散淡的语气中含着极深的无奈、惆怅和失望。由此可见，贯穿一则则纷繁复杂的材料的正是周作人内隐的情感，这正是抄书体的特色。
第二、散文表面内容之外内隐的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和非意识。文中周作人试图通过民间信仰看到人的非意识的本性及宗教、哲学、文学的本质，这里我试图通过其文来分析一下周作人自己更深层的情感及心理。
首先，从身世、时代背景来看。从身世看，周作人早年丧父，依靠母亲抚养成人，对于母亲本应很依恋，可是自兄弟失和以来，周作人即与其兄断绝关系，而母亲及很多亲友在这次事件中是站在鲁迅的一边指责他的，因此他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太和谐，少了许多本应有的亲密。周作人当初不离开北平的理由之一即是负累太重，其中也考虑到其母亲需要他赡养的缘故，至于后来周作人对其母照顾甚少，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也不想再多做分析。但我想在周作人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归依慈母怀抱的，这也是人类的非意识的本性。从社会时代背景来看，本文创作于1945年6月，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即将取得胜利，但早在1939年元旦即有抗日锄奸团刺杀他，而此时作为文化汉奸的他更是已经自绝于祖国和民族面前，抗战胜利后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此时他虽试图进行自我表白，但他也清楚其中有多少自欺欺人的成分。同时他在日本方面又能得到什么呢？他投靠日本，主要是出于生存考虑，与日本也一直是貌合神离，而在1943年更由于汉奸内部倾轧及他本人的消极怠工，失去了伪华北教育督办一职及其所带来的利益，而此时日本即将战败，更是顾不上他了。因此周作人此时也在苦苦挣扎，寻找他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他对于“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的“东土人民”的精神痛苦才那么感同身受，以至于情不自禁地用了他不常用的感叹、抒情句式，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怎不令人感到兴奋感激，仿佛得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尽管从理性上周作人不同于“一般劳苦的男妇”，但在潜意识中他可能也在渴盼着“无生老母”能给他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其次，从形而上层面来说，周作人的悲观主义及怀疑论思想也使他找不到精神的家园。早在南京求学时期的日记里他就把人生在世比作“轻尘栖弱草”，世人“要之皆可怜儿也”。在1921年作的《歧路》中他写道：“我不能决定向哪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而在1923年的《寻路的人》中他又写道：“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没有所谓彼岸世界，人生不过是通向死亡的人生旅途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