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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已经在前面几公里了，有一个天然的差距，而且它吃的比你好，身体状况比你好，你跟他比赛，必须有非常规的手段。靠企业按照市场正常的规律去做，不可能赶上。为什么不可能，因为高科技企业只能靠领先的创新产品去获得超额利润，你有别人都没有的东西你才能卖高价。等到技术成熟到大家都能生产的时候，价格就下来了，因为它成本其实不高。有超额利润才能有研发投入，比如高科技公司有30%的利润，拿出15%投研发，还有15%。而你没有超额利润的企业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做东西，等到产品进入成熟期之后才介入，你做的是规模效应，利润率就很低。比如做PC，产品纯利率就是2%，那你怎么可能投15%到研发上呢？我老说韩国三星和现代的例子，他们怎么做？就是政府扶持企业。韩国政府当年选了30多家企业重点扶持，让银行给他们贷款。一般企业负债率超过70%，商业银行基本不愿意贷给你，但韩国政府说，你贷吧，没关系我给你担保，亏了算我的。另外政府还贴息，企业不用付利息。我统计过，当时这些公司负债率都高达百分之几百，甚至一千，等于企业都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运作，因为你做这样的研发，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足够的时间才能做。这些企业拿到贷款后到西方找设计公司给他设计，设计完了产权买断。所以那时候说他们花几千万美元就买了一堆图纸回来，这是很有魄力的。然后花高价找来人才，待遇跟美国比一点不差，慢慢做出来的东西也比西方不差。等到企业也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时候，就进入了良性循环，慢慢把贷款也还了，大企业就跻身世界前列了。这样做有没有风险？也有风险，比如1997年金融危机。但我觉得中国没问题，韩国小，把钱都投入进去风险很大，我们不用，拿出很少一部分钱就够了。比如我们选若干个重要的行业，在这些行业里选出若干家重要的企业进行扶持，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商务周刊》：如果中国向韩国学习，财政直接支持企业，但中国企业这么多家，给谁不给谁怎么定？过去财政和银行给国有企业的钱往往是打了水漂，企业并没有获得发展。另外，用财政去支持民营企业似乎又难以有一个公平公开的标准。
魏新：这里涉及到一个新的财政理论问题。过去的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只能给公共产品，或者给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能给企业。其实这个东西在西方早就变了。他们认为政府要履行职能需要花钱，钱从哪来，大部分从企业利税中来，因此国家给企业支持，并不违背公共财政的最终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资金和科研经费，最早是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后来给国有企业，很少给民营企业，觉得这是财政的钱，怎么能给民营企业呢？这个观念不对，光国有企业纳税吗？民营企业也纳税。哪个企业能发展起来，最后给国家交税最多，你就应该去支持谁，因为这是税源。反过来，国有企业拿国家的钱运作，做得不好就不应该让你做。政府应该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
《商务周刊》：我们知道过去国家财政主要是把资金交给科研院所和高校，但后来大家发现产学研脱节，科研院所和高校每年出来很多技术专利，并没有产业化，那么，我们的“产学研”模式应该如何改革？
魏新：这确实牵涉到我们国家整个的科研体制。中国科研体制学的是前苏联，财政的科研经费主要给科学院，高校则拿到剩下的少部分。这是体制的弊病，造成科研人员的目的是在体制内得奖，至于研发完了那个东西能干什么跟他没有关系。
至于说到产学研，其实校办产业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很难作为经验总结，真要总结，可以说教训比成功经验多。为什么这么讲？当年有两大背景导致校办产业的诞生。第一是小平同志复出，他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一看，科学技术在哪？就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于是他说你们研究完了要把它变成成果，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是高校经费不足，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家都有扭转这种状况的愿望，所以中央一提，群起响应，各个学校都开公司，恨不得每个教研室都办一家公司，开张之后也不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产业化，而是去做贸易、经商。这些企业做下来绝大多数失败了，没有几家真正把研发的成果转化成产品。到现在为止剩下四五千家，总共大概也就1000多亿元的销售收入，方正一年400亿，占了大概三分之一强，加上清华同方可能两家就占了一半。到后来校办产业还出现负面效应，比如影响教学。所以大家又开始反思，高校的任务主要是培养人才和做研发，自己去办企业没有多少优势。
那么“产学研”究竟应该怎么来做？西方也有高校科技园区，拿一块地盖房子，老师把成果拿出来，哪个企业来投资，就在这里搞，把成果卖给企业，老师想自己做也可以，成立一个公司自己管，并不是学校管理、学校所有。虽然方正在产学研方面算是比较成功的，到现在我们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合作得还很好，但也要辩证看这个问题。产学研不一定要学校去办公司，不一定学校管理，学校可以拿一块做孵化器园区，吸引企业来投资，既转化了科研成果，还可以收入房租和服务费。
《商务周刊》：您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很多基础性研发也不能放企业里边，还应该放在大学研究所里，为什么？
魏新：因为中国的企业没有大到这个程度，实力没有强到这个程度，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本。你首先要解决活下去的问题，你要真发展到三星那个阶段，在一个市场占了先机了，那你可以做，为下一步做准备。
《商务周刊》：您似乎不太倾向于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行国际化是吗？认为现阶段容易陷入信息不对称和整合难度大的陷阱。
魏新：这个因事因人而异，我并不是说反对并购，我只是强调并购要注意陷阱。这就像我们要做集团化公司就要具有集团化管理的能力一样，我们在国内并购的企业，因为做了文化上和管控上的准备，所以收购的企业过渡很平稳。我们收购的企业员工很快就认为自己是方正人，因为管控上你能把他的习惯扭过来，纳入方正的体系。但国外收购不一样，首先它有语言差异，其次法律、制度上的差异，第三文化上的差异，都要有一套准备。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准备好我建议先不要出去。比如收购欧洲企业和收购美国企业就不一样，收购美国企业你可以裁员，但收购了欧洲企业就很难裁人，因为劳工制度不一样。另外有没有准备足够的人才，虽然当地有的是人才，但毕竟你自己要有人精通当地的语言，能跟人沟通，让别人愿意为你服务。
《商务周刊》：8年以前方正给外界的感觉是内部局面极其复杂甚至混乱，您来了之后能化繁为简，扭转局面，您做企业的方式有着很强辩证法色彩，这种思维方法来自哪里？您的学者生涯、军人生涯对做企业有帮助吗？
魏新：我觉得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吧。我老讲要读一点哲学，读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比如我讲合作双赢，历史上晋商的经营之道成功就在这点。我们提“方方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其实就是讲诚信，诚信就是不要欺骗别人，不要欺负别人，人家就愿意跟你打交道。有的人能够占便宜就占，跟别人合作的时候连缝都不给人家留，即使你把钱全赚了，也只是古人说的“得计于一时”，以后谁还会和你合作呢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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