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人,长期下来就形成一种惯性。所以我当时提出要重新招人,首先在文化上重新界定方正的核心理念,管理上要建立适合集团企业的管控模式。
我在董事会上提出这些要点之后,当时王老师身体不太好,没有来参会,但他针对这个报告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第一他支持魏新讲的在专业化基础上有限多元化,企业要做大,我们原先的领域太窄。第二他支持魏新提出的专业化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做。第三,他支持重新塑造方正的企业文化,并以方正科技做试点,我当时是方正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
《商务周刊》:前不久的新闻说方正微电子与英特尔合作,英特尔将向方正转让晶圆制造设备和技术,您刚才提到在主业上方正一直致力于走向高端,那么继激光照排成功产业化之后,方正近些年在IT这个主业上的进展如何?
魏新:我们分软硬件来说。在硬件领域,2003年我们收购了珠海多层电路板厂,目的就是想介入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做大做强。收购之后我们又在珠海投资了一个16万平方米的园区,目前已建成投产,生产挠性电路板、HDI高密度电路板,还有封装基板。在深圳我们还投资芯片厂,投的时候目标是锗硅芯片,目前在生产6英寸存储器芯片。后来我们第二条生产线跟英特尔合作,他们把晶圆设备和技术转让给我们,今后会往芯片设计方面发展。将来芯片业务将与多层电路板业务一样,成为方正集团利润和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软件上,我们沿着数字媒体这条路继续在做,现在我们称之为数字出版或网络出版。前景非常好,这里边牵涉到一个用户习惯问题。国际上的权威机构分析,到2030年,大家阅读对象中纸媒占的比例可能就非常小了,阅读习惯会发生变化。届时就像美国科幻片中一样,人们拿着透明的显示屏读报,可以卷起来,也可以折起来,上面的信息可以不停的变,而且带图像和视频,实际是一个无线接收阅读器。到了那一步需要配套的版权技术,现在买报纸和书,版权是很清晰的,但在网上就有问题,比如下载传播,谁该付钱,付给谁,怎样保护知识产权,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做的数字出版技术要去解决的。方正这个技术2005年就获得了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新闻出版署、科技部、北京市都非常重视。现在全世界大概有3500家图书馆在用我们这个系统,比如你从图书馆借书,图书馆可以设定借期两个月,之后内容就没了,如果限定你一个人看,你转给别人你就看不到了。除了这个技术我们还有其他相关技术,比如电子政务中的电子签章、数字内容安全分发技术等等。我们还和全国1400多家出版社签有协议,它们出书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发电子书,电子书里除了文字和图片,还支持视频、新闻链接,比纸张方便得多。我们把它称为方正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控制权上收,经营权下放
《商务周刊》:如您所说,战略上的转型需要企业文化和管理的配套支持,您是如何重塑方正的企业文化和加强内部管理的?
魏新:企业文化不是光搞标语、口号、文艺演出这些,它和管理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做了一系列讲话,讲企业文化怎么和管理配合。我说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行为习惯的总和,要改变企业文化得让员工的行为习惯改变。怎么变呢?我告诉你我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就像形成条件反射一样,我讲完核心理念以后,把规定落实为流程,然后检查流程,如果流程跟我们核心理念不一致就要改,改完就要执行,做得好奖励,做得不好要处理。这就把行为习惯改了,行为习惯的总和就是企业文化。核心理念也是集团确立的,一个是“持续创新”,一个是“方方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文化和理念层面的事情做完之后,我们提出集团性管理的一个原则,叫控制权上收,经营权下放。控制权,比如说投资权要“整个集团一盘棋”,下面企业不能想投什么就投什么,要避免重复投资;人事权,哪些职位的人由集团来定,哪一级由下面企业定,这个也要界定清楚,整个人事政策都要统一,工资体系等等都要统一;第三,财务和资金统一,下面企业不能把钱拿出去想怎么样花就怎么样花,我们要监控;第四个就是品牌,以前下属公司随随便便就把方正的品牌让别人用,这不行,品牌我们要监控;最后一个是内控,审计和法务我们要统一,审计不光要审经济账,也要审计你是不是按集团的流程办事,违反流程我们也要管。
《商务周刊》:在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比较有压力的情况,您怎么处理和应对?
魏新:肯定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把方正的战略走向改变了。一开始做资本运作的时候,有一些老人说,我们就是种地的,我们就是打粮食的,别的不懂,我们不要把粮食弄成别的形式,比如粮食期货或者做成蛋糕去卖掉,因为我们不会,还是觉得种地最踏实。当然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合理的,很正常,因为是做技术出身的,不是学经济的。他们并不知道其实任何大的产业集团公司,要扶持产业必须要有资本做基础。所以我也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说我是不是不重视技术了?把重点不放在主业了?其实不是,资本层面是很正当的事情,只要你不骗人。我们去做战略投资,不是为做这个而做这个,不是目的,而是因为我们要去做高科技的东西,需要钱,而靠我们原来领域赚的钱可能达不到那样的增长幅度,不能不断追加投入做研发,所以就要引入新的融资工具。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在数字出版这块为什么能投入两三个亿?是因为整个集团做了一些所谓资本运作,主业得到反哺。
当时我去做工作,他们也半信半疑,不一定接受,但是王老师支持,董事会已经形成决议了,那就做吧,做了看结果。可以这样讲,没有王老师的支持,方正改革肯定是做不成的。他是方正的精神领袖,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王老师他其实是一位很有商业头脑的科学家,他虽然自己不操作,但是他感觉非常好。有些东西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他不支持我肯定做不了,因为我不是老方正人,现在做CEO的李友也不是老方正,在当时内部对此还是有各种说法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首先董事会决策方向是对的,有了董事会决策,没有执行力也做不了,然后我们执行班子的执行力很强,能贯彻下去。这就是专业人去做专业的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团队,我们内部叫总办会,再好的东西也没法实施。过去说方正平均每两年一次人事地震,现在这么多年都没有过了,董事会制定的战略目标也基本得以实现。
国家给企业支持,并不违背公共
财政的最终目的
《商务周刊》:关于自主创新中的政企关系,您一直倡导中国效仿韩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即政府与大企业联手进行技术研发,交由企业去产业化,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然后利益共享,您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是怎样的?
魏新:我最早是在2004年方正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企业创新年会上提出的上述观点。那时候还没有提创新型国家,只是大家意识到像过去那样从“三来一补”到“无芯制造”,成为一个单纯的制造大国是有问题的,可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因此中央提出支持自主创新,要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到后来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的时候,政府正式提出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以创新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来建设创新体系。
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国内企业要赶上或超过国外企业,需要巨额的投入,不是一家企业的力量能办到的。打个比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赛跑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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