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同志离开人世已经14年了。但是，他那种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模范事迹，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武鸣人民心中。

　　同干部群众一起吃苦

　　1961年春夏间，韦国清同志带着自治区党委的一个工作组，到武鸣县腾翔公社（后改称大队）伏梁屯蹲点调查研究，吃住都在房东家。那时，由于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尚未过去，干部群众的生活都很艰苦，很少能吃到鱼肉。工作组也只能跟东家一样，常常以野菜、芋头做菜。县里的领导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让工作组管理伙食的同志到农民家里买来几斤鸡蛋，每餐给韦国清同志炒一个。吃饭的时候，他发现别的同志没有蛋吃，就问管理伙食的同志。这位同志回答说，我们只买到很少的鸡蛋，每餐只能给领导同志炒一个。他听了以后说：“这样不行，有多少就统统炒来一起吃嘛，怎么能只给我一个人吃呢？”为了给韦国清同志和工作组补充些营养，县领导特批了30斤黄豆给工作组做菜。韦国清同志问，这些黄豆是从哪里来的。管伙食的同志说是县领导特批，不用粮食指标买来的。韦国清同志说：“现在干部群众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组不能多吃。要按规定付给粮票。”过了些时候，他又到锣抒的把衡公社调查，他明确交代，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不准超过4角钱。即使在县城，他也是到干部饭堂排队吃份饭，从不开小灶。

　　1964年至1965年间，韦国清同志到武鸣县的城厢区（后改称公社）梁同公社（后改称大队）蹲点调查，住在大同屯的黄健保家。黄健保全家9口人，只有夫妻两人是劳动力，收人不多，还要开支几个小孩的读书费用，生活十分困难，几乎每餐都是玉米粥和青菜；只有逢午过节，才煮些干饭。他家虽然有个菜园，种了许多青菜，但要换钱供小孩读书，好菜都拿去卖了，自己只吃红薯叶、牛皮菜、芥菜等。韦国清同志住在他家9个月，几乎是天天如此。黄健保也经常流露出很对不起的意思。但韦国清同志说：“我们工作队的同志都是农家子弟，过去吃过苦，现在也不怕苦，吃得苦，请你不要介意。我们4个工作队员交的伙食费，可以省下一些来买油盐或者买小孩的笔墨纸张，解决小孩读书的部分费用。”东家听了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工作队中的武鸣县干部，见到韦国清同志在东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便买来些饼干，偷偷地放在他床头。他发现以后，给予严厉批评，并把饼干拿出来，同东家的大人、小孩一起分吃。之后，他经常教育工作队的同志说，我们国家经济困难还很大。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要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只有同甘苦，才能共命运，共同努力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

　　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疾苦

　　韦国清同志把人民群众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时时刻刻挂在心中。他在梁同大队蹲点，经过调查了解到，梁同是个产粮区，每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比较多。但生产队给农民留的口粮，多的才有520市斤，少的仅有480市斤。而梁同人少田多，人均两亩水田，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夏收夏种期间，社员们五更天就起来煮粥，天蒙蒙亮就提一桶粥下田，一直干到天黑才回家，体力消耗很大。韦国清同志说：“农民太辛苦了，总要吃饱饭才行。”于是，他亲自召开贫协会员、老农民座谈，问一家一户农忙时吃多少粮，农闲时每天吃多少粮。大家经过精打细算，都说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平均每人每年要留600斤谷子才能过得去。后来，他跟武鸣县委的领导研究，定出了一条总的思路，即鼓励农民多产粮，多留粮。多卖粮给国家的生产队，社员口粮每人每年可以留600市斤。生产队在分配时，可以先分每人每年520市斤；在完成国家的公粮和购粮的任务后，余下的可以拿60%一70％增加社员口粮，拿30%-40％作超购粮，国家加价收购，并奖售化肥。这个规定1966年在梁同实行。1967年就全武鸣县推开了，大大调动了农民产粮的积极性。

　　韦国清同志虽身居高位，但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他在梁同大队蹲点期间，带来自治区农科院的水稻种植专家，为梁同大队推广当时早稻新的优良品种“广选三号”和培育壮秧、科学灌水、合理晒田等新技术，为水稻增产打好基础。他经常强调，工作队要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为农业生产增强后劲。为此，他把当时在双桥搞农业四个现代化试点的同志找来，和梁同的干部群众一起，把梁同的山、水、田、路作好综合规划。他提倡，山上要种树，山脚办果园，田地要平整，使田地能灌、能排、能机械耕作。此后，梁同大队的农业生产是按照这条路子发展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此外，韦国清同志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1964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社员群众都按照队长的安排，到晚稻田里播绿肥；唯独他的女房东没有去。当晚收工回家时，见到她挑了一担白米进家。韦国清同志觉得奇怪，就问道：“你是去借米？家里没有粮食吃了？”女东家回答道：“不是的，老韦，我是去碾米的。我们梁同没有电，没有碾米坊，都是跑到河对岸的标营去碾的。河水浅时，我们膛水过去；现在水涨了，只好绕几里路过县城才到标营，不巧，今天碾米的人很多，要排长队，我整整等了一个下午才碾得米。我们家吃饭的人多，几天就得碾一次米，太费时费工了。”韦国清同志想，梁同的群众打柴难，碾米也难，太辛苦，也影响生产。于是，他把自治区党委工作队的贺亦然、管世新以及武鸣县县长邓维柞找来，研究如何解决梁同的用电问题。后来，经过与自治区农业笠四化”试点办公室主任徐维楷商量，把试点公社（后改大队）从4个增加到5个，把西津水电站的电拉到梁同来。此事确定之后，韦国清立即从工作队中抽出几个干部，专抓架设电线的工作。最后还把电线延长到邻近的合旗公社。1965年1月29日，梁同通电了。不久，梁同所属的下洞、大梁、五里、坛周4个屯都办起了碾米坊。从此，梁同的农民群众再也不用费时费工，跑到四五里外的标营去碾米了。

　　1965年1月的一天早上，地上结了厚厚的霜，田野一片白茫茫，寒气刺骨。生产队长黄光泰按照往常的出工时间，一大早就在村巷里大声喊道：“今天搞果园，男人挖坑，女人挑塘泥。”韦国清听不懂队长的武鸣壮话，就问身边的李培茂（时任中共武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跟随韦国清同志工作）。李培茂告诉他：“队长安排今天的工作，男的挖树坑，女的挑塘泥。”他稍停片刻，叫李培茂把工作队下洞片长黄仁升找来。黄仁升来后，韦国清同志说：“刚才我到屋外看了，地上结满了霜，天．气太冷了，许多社员没有棉衣，出工太早了会冻坏的。你去跟队长讲一讲，叫社员先吃饱饭，等太阳出来暖和些了再出工。”黄仁升向队长传达了国清同志的话。队长就在村巷中来回大声喊道：“老韦说了，今天天气太冷，许多人没有棉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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