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观条件也不错。但由于当时区党委(我为区党委委员)没有掌握好时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影响了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我即奉命南下与五师会合，在桐柏山合编中原军区。豫西部队编为第一纵队，我仍任司令员。我纵队移驻河南光山没皮河，时国民党以和平为名，准备发动内战，围困我军半年之久，我们开始向西突围。时我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7月间，我纵队突围到鄂西北，在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奉命在鄂西北创立根据地，我任区党委书记。当时因对坚持敌后斗争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部队思想动员不够，在武装斗争方针和农村工作政策上也犯了某些错误，工作中虽然有些成绩，但造成损失很大。因病经组织批准，离开鄂西北，经汉口、上海，转山东解放军，最后到达山西晋城，回到原五师部队。当时因我离开鄂西北，使领导上失去了中心，对当时斗争形势产生了某些不利影响。
1947年，刘、邓大军进行战略反攻，我积极要求南下，被任命为鄂豫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的任务是，坚持全国反攻战略基地——大别山。我深感责任重大，抱定必胜决心，不管如何艰险困难，一定坚持到底，完成任务。当时情况十分恶劣，但由于部队始终积极坚持斗争，打了一些胜仗，虽有减员，但损失不大。湖北解放，才结束了鄂豫军区的工作。
1949年成立湖北军区，我任第二副司令员。入城后旋即奉命指挥大别山剿匪，当时大军南进，无暇顾及山区，土匪、特务乘隙大肆活动，企图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我以鄂豫皖三省边沿部队同时进剿，经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将该区股、散匪基本肃清。
当时虽有不满于任第二副司令员的思想，但考虑到过去在处理同级关系及对部队的团结上有缺点，决心接受教训，处好关系，搞好工作。这次剿匪有鄂豫皖三省部队，并有三、四野部队参加，在上下关系、部队团结、执行政策、总结工作等方面，均做得较好，剿匪任务亦完成得比较迅速彻底。
1950年，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党内任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个人深感责任重大，工作积极负责，一般都能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抓住中心，做了不少的工作。但在领导方法上，还存在着主观和经验主义的毛病，缺乏系统的、理论性的领导，在团结干部上主动性还不够，在工作上有动机好，要求高，但收效不大的现象。入城后，三反之前，由于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个人生活条件有所提高，以艰苦为荣的思想注意不够，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些铺张浪费。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