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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第129师和太行军区领导在新年团拜会上。左起：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王树声
1905年，我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乘马岗区一个小地主家庭。家中原有人十四口，田十余石，房子三座，山林数块，做粉房生意，放债若干，雇种田长工一人、做饭一人。家中生活主要靠土地收租及经商利润维持。大革命及苏维埃运动时，全家主要人员均参加革命工作。大兄宏忠系共产党员，在苏维埃运动时，曾任麻城县委委员，病亡。二兄宏恕亦系共产党员，曾任红军指导员，阵亡。弟宏义系共青团员，妹自谦及二嫂在工厂工作，均在大肃反时被杀。大嫂在敌人围剿时牺牲。现全家仅剩下一个已出嫁的侄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家中房屋全被国民党烧毁，田地被没收，家庭经济完全破产。后经苏维埃运动，又分得了一些土地。红军主力突围后，大部田产又被国民党没收，剩下一部，后为两堂侄耕种。
我自七岁读书，至1924年高小毕业。1925年在本地教私塾，1926年在乘马岗小学任校长。原名宏信，在小学读书时，易名树声。
小学毕业后，因不可能升学，教书又不合志趣，思想上有从军找出路的想法。1926年开始先后读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书籍，又受到北伐革命的影响，遂在革命的同学及亲友的劝导下，加入了国民党，并随之加入共产党，从事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1927年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共产党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并任县农协会组织部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已脱离国民党组织)。
此时，麻城农民运动由点滴组织很快发展普及到全区、全县。县北部乘马岗一带发展最快，由减租减息到抗租抗息，进而进入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捉土豪，分财物，斗争甚为激烈。后来土豪、劣绅组织红枪会土匪武装近万人，由河南南下向我反扑，包围麻城县，造成乘马岗区一带的流血惨案。党派我向省委请求，以国民党名义组织了麻城惨案处理委员会，带领省府武装及中央农运讲习所三百余学生，共武装千余人前往救援，才平息了下去。
在这段斗争中，个人的表现是热情、积极、坚决、勇敢的。我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但并未直接参与剥削，实际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范畴，富于正义感，对地主恶霸等专横行为甚为不满。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行武装斗争，镇压地主恶霸毫无顾虑，坚决进行斗争。
开始加入国民党时，相信了三民主义，虽不知其所以然，但认为好，增长了革命热情。随后加入了共产党，即受到党的教育，特别是入党誓词对个人教育很大，初步明确了革命的目的和党员的义务，增强了斗争的坚决性和勇敢牺牲精神。
继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以后，汪精卫亦于7月15日在武汉叛变。此时，我党所领导组织的麻城惨案处理委员会及所属剿匪武装当即调回武汉，党决定要我们在麻城北部独立坚持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自卫军与广大群众武装相结合，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中途因农民自卫军教练官阴谋叛变，曾派我请黄安农民自卫军协助解决叛乱，并帮助把自卫军进行了整顿。自此，农民自卫军才巩固了党的绝对领导。继在上级党的指示及“八一”暴动的影响与支持下，遂与黄安农民自卫军合作，攻破黄安县城(我未参加此次战斗)，建立了农民政府，自卫军改为工农革命军。农民政府存在半月后失改，突围的主要武装数十人向黄陂县木兰山去，党留我在黄安、麻城北部坚持斗争，任队长。当时，国民党以万余军队对黄、麻秋收暴动区进行围剿，反动的地主武装亦趁机而起。我因敌我力量悬殊，且缺乏武装斗争经验，遂将所带十二支步枪藏起，化装小贩去找我农民军主力，于1928年春秋，在黄冈县里畈找到主力，即转向木兰山，任分队长。
在大革命失败、秋收暴动失败、革命走向低潮之后，有不少共产党员动摇叛变，我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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