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5日，他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又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着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见，王力所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       王力这个申诉里，有不少是强词夺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完全是唯毛泽东之命而是从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时就把他捎带了，但是《审查报告》所罗列的那些东西，无疑给王力以推卸之词。因为是王力，这些问题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这并不能给王力减少丝毫的责任 。这一点，王力生前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批判刘少奇，江青同时提出也要批判邓小平，并让张春桥动员王力在会上发言，王力觉得自己发言不妥，所以始终保持沉默。江青认为王力是在“观测风向”。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刘少奇、邓小平未撤销职务前，都应该按规定分发文件。这也引起了江青对他的不满和愤恨。江青曾经对张春桥说：“王力这个人其实是个滑头鬼，总想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偏偏我这里就不让他讨上好。”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巡视时，对王力说：“我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样势必造成武斗。”王力提醒说：“主席，你不是经常说小平的好话吗？是不是刘、邓还要区别对待？”毛泽东点点头。王力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戚本禹和江青。这时，江青得出了王力是“刘、邓埋在中央文革的黑钉子”的结论，准备对他下手。       回忆到这里，王力笑着说：“我对江青始终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当她给我下指示时，我总爱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主席的意见？]有时江青会沉下脸，不高兴地说：[这是主席的意见。]当我感到她转达的意思和主席过去讲的话不一致时就当面给她提出来，总弄得江青下不了台。这也是江青整我的一个原因吧。”       众所周知，王力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正是这一导火线，使“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响彻全国，天下大乱到最高峰，以至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收缩部署，重新思考若干问题。时隔二十多年后，王力对我说：“7. 20 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即使毛主席这样伟大领袖亲自坐镇，只要是违背民意的事，也要碰大钉子的。这里，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里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前逐步在中央内部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       王力向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去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而当时，王力正在重庆完成中央交待的赴西南的任务。         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去执行紧急任务。周恩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志同意了。当谢富治把总理的决定告诉王力后，王力一怔，说：“我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谢富治也回答：“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过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第二天，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陪同人员有北航红旗的井岗山、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到武汉后，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在武汉测绘学院门口时被群众认了出来。立刻，该校的群众组织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当即，同在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出通知。       当时，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激烈。周恩来从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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