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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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的错误。毛主席说：[彭真把北京变成了独立王国，为什么北京的同志至今不总结教训，难道对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色王国还有保留吗？]刘少奇听到主席的批评，于6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会上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派康生飞往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许多的话。康生回京后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写成一篇社论。因此，我起草社论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社论所说的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该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与写作而已，更不能认定是王力的错误。” 我找出当年王力起草的这篇社论作了仔细的研究，社论给彭真和北京市委强加的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功而不是过。就是这十大罪状，在当时也未必就是真实的。请看：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同样，这十条中的若干条，就是在当时也是在拼凑罪名，根本不严密，也很荒唐。但是，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段落，的确是毛泽东的语言，如：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这些决非是王力敢于和能够加以编造的。《审查报告》中，还有这样给王力定罪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的讲话，说明他的罪行。王力是这样申诉的：“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团以上的政工干部组成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反映文革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有什么新的指示和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过[不要怕武斗]。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的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第五，至于[不要怕乱]的问题，那时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他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又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着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见，王力所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 王力这个申诉里，有不少是强词夺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完全是唯毛泽东之命而是从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时就把他捎带了，但是《审查报告》所罗列的那些东西，无疑给王力以推卸之词。因为是王力，这些问题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这并不能给王力减少丝毫的责任。这一点，王力生前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批判刘少奇，江青同时提出也要批判邓小平，并让张春桥动员王力在会上发言，王力觉得自己发言不妥，所以始终保持沉默。江青认为王力是在“观测风向”。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刘少奇、邓小平未撤销职务前，都应该按规定分发文件。这也引起了江青对他的不满和愤恨。江青曾经对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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