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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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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苏共安德罗波夫谈了一次话,那也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有很多人在场,怎么能成了苏修特务?江青这么不择手段地整我,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早就说过:[谁犯了我的疑,我就叫他不得了!][就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就在整我的前两天,康生和江青有个密谋。那天,我在轮椅上坐着休息,正好被屋里的门挡着,就见康生和江青边走边谈走过来,因为他俩都是近视眼,没看见我,我也没啃声。他俩进了屋里后又接着谈。康生说:[王力是在苏北参加革命的,苏北的党员是红旗党,全是假的。他还是华北局的干部,华北局没一个好人。]他还说:[王力的老婆家里也是一窝黑货。]其实,我老婆一家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她父亲和大姐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她姐和邓小平在莫斯科是同学,这又怎么能说成是一窝黑货呢?江青和康生他们当时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说我是最不老实的人。” 我问:“你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得罪了江青,使得她那么恨你呢?” “说来话长。”王力陷入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之中,他缓慢地向我讲了起来... ... 1964年9月,王力随着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在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说:“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事后,他还是接受了一些意见,曾说:“看来江青有一点[左]。”江青闻讯后,对彭真、王力等人大为恼火,骂他们是“破坏京剧革命。”她说:“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这一年下半年,刘少奇决定王力列席常委会,并委托彭真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中,彭真说了王力一写好话,誇他是“优秀干部”。江青对别人说:“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1966年夏天,王力和贾一学、李鑫三人联名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十五期《红旗》杂志上。文章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为:“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一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带修正主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货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这些话现在看来,已经是很可笑的东西了。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高论的确鼓舞了亿万人民的革命斗志和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1983年,中央林彪、江青两案办公室于8月20日写出了《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说他“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中的一条罪证是他在“1966年3月,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所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由于《审查报告》用词不够准确,对事实没有很好地核准,让王力抓`住了把柄。王力在给中央的申述中声称:“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与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的工作。第二,社论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来题目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做法是很不正确的。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了在北京主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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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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