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于当天晚上在西郊宾馆从曹荻秋、魏文伯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对张春桥的卑劣行径十分气愤。当场我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王力接的电话，他经常给陈伯达当翻译，因为很多人听不懂陈伯达的福建土话。我对王力讲，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做翻译。在电话中我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接着，我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陈伯达和王力被我问得无话可说。陈伯达只好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可是后来我的这些话却成了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们强烈感到有一种来自上边与下边的合力在向我们压来，我们有可能最终是顶不住的。我们只有市委班子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渡过难关。我们商量，不管外面压力多大，我们内部要统一，要顶住。但究前途会怎样，则是吉凶未卜了。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无理的五项要求。让荻秋同志签字时，荻秋同志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威胁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荻秋同志最后被迫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在谈判中，又大了一通陈伯达和他自己，他说：“伯达是一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陈伯达和我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接着又一次挑拨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从此以后，耿金章的二兵团也成了他的凶恶打手。

    二兵团于18日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就这样在中央文革、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按照造反的意愿结束了。 
“工总司”胜利了。

    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上海出现了大量各种名目的全市性造反组织。

    上海的大乱从此开始了。

    张春桥这个阴谋家在“安亭事件”中也是捞足了政治资本。

    张春桥的政治牌一向打得费尽心机。上海的“文革”是他和江青一手策划导演，派聂元梓到上海煽动起来的。“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他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一开始心里也没有底。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棘手，稍有差池，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他和王洪文一样，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沪语，意即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连张春桥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宝押得那么准，此他一步登天，一度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张春桥借口江青要文艺座谈会稿子，急着要赶回北京。去之前，他来西郊向我汇报，反映说市委常委围攻他，并讲要对群众运动慢慢来。

    这一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性质，决不是什么文化的革命的运动，决不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教育干部或群众教育自己的运动，而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张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与上海市委、华东局、陶铸同志的意见截然相反，与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这激起了上海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晚，我、曹荻秋、魏文伯三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这种背叛党委另搞一套无耻行径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我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我们的意见。陶铸同志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然而同样是这件事，迅速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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