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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且鸟 鸠 氏司马也，尸鸟 鸠 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这里的少皞部落俨然成了鸟的王国，少皞氏便是这个鸟王国的首领，是百鸟之王。诸鸟后面的“氏”字，说明这些鸟名乃是一个个氏族名或氏族酋长名称，意味着少皞所领导的，正是一个由许多鸟图腾氏族联合而成的大部族，而少皞则是属于东夷族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方的鸟图腾文化有关，并非无据。商族以玄鸟为为其部族的图腾，而少昊部落中恰恰就有“玄鸟类氏”，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商人原本出自少昊部落的重要证据。正由于商族原本出自少昊部落，故商族之始祖契又称“少昊契。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少皞即是契。“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是契。古挚契同部。契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5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胡厚宣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挚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和“玄鸟生商”，和契称玄王的传说是完全相合的。（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孟世凯先生更认为，“商族与少昊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可能是从少昊族分离出来后由东向西迁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定居后，才以地名为族名”。（孟世凯：《商族源和相关问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基于商族与东夷少昊部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工作者在豫东、鲁西一带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早在1936年李景聃等便在豫东开展工作，从而揭开探索先商文化的序幕。1976年到197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豫东组织调查，并重点发掘了永城王油坊和黑堌堆等遗址，标志着先商文化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了阶段。尤其是1988年以来，对夏邑清凉寺、鹿邑栾台、杞县鹿台岗等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豫东古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层堆积，而且靠近西部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接近，越往东部，则岳石文化因素越浓厚。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组织考古队，再赴豫东探索先商文化，并提出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认为的商族起源于东夷，便找到了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据。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去证实。
毫无疑问，先商文化应到商先公活动的地域内寻找。从上所述，商族是一个习惯于迁徙的民族，包括商高祖王亥在内的十四位先公先王，在先后八迁的过程中，有四次与商丘有关。再加上“玄鸟生商”的神话与东夷族的鸟图腾崇拜如出一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商丘又处于东夷与华夏文化的交汇地带，或者说本身就是东夷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丘自然成为人们探寻先商文化的焦点地区。田昌五先生曾考证商先公的活动范围，“北不过易水，南到商丘地区北部，向东到巨野泽东岸，西界可能以太行山为限。商汤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濮阳、菏泽、商丘地区。”（田昌五：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先商时期，地位豫东的商丘地区，既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又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岳石文化在杞县以东有广泛分布，是夷夏商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夷夏商文化在商丘地区的交汇，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尤其是先商文化与东夷族文化的融合，使商族能够奋力崛起，并在夏末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为最终成汤完成灭夏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商族商业贸易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诞生一批以王亥为代表的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从王亥服牛经商的事例来看，当时还处于一种物物交换的原始的贸易形态，是赶着牛羊与有易氏部落进行交换，只是到了商立国以后，随着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等迅速的发展，真正货币——贝币出现，大大拓展了商业贸易的范围，从而使商代的商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河南博物院 张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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