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立伊始,我有幸兼任数理学部主任。从1986年4月起直到1994年1月底离任,历时8年。这段期间我参加了大小很多会议,阅批审签了不少公文。对于我这个过去只专注于具体学科问题研究的人,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那时正值科技拨款体制改革时期,数理学部全年经费不过一千余万。面对全国数理科学界的需要,可谓杯水车薪。勉强安排几百个面上项目和几个重大项目之后,对于其它需求已无力顾及。即使提出的需求十分合理,十分急切,和十分精彩,虽大多经多方奔走,最后仍爱莫能助。而其中偶有能够促成者,则满怀感慨,记忆良久。
在1990年或1991年就遇到这样一件事。那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戴念祖先生等,在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下对20世纪前期我国物理学家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收集翻译,编辑了《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论文集粹》一书。 该书内容丰富,论述精湛。诚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先生在为其作序时所说,“本书编录了中国物理学的先驱和创始人在本世纪前半叶为发展科学做出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和主要著作。同时对他们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也作了简单的介绍。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记载了上一辈科学家的具体贡献。此书的出版对研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尤其是物理学发展史有极大的帮助。同时对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老一辈科学家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无私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但是这本作为科学基金资助研究成果的书稿却给自然科学基金委出了一个难题:出版这部书稿(16开,约1600页)需要3万元经费,而在当时的资助规则中却无法在任何项目下列支。虽然此前我从未与戴念祖先生谋面,也没有接触过多少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但在看了书稿介绍后,也能感受到这份成果的份量。因为这些记录物理学界先驱的宝贵资料是历史的见证,深感我们后辈有责任尽力促其出版,而千万不能令其散失。
我问了自然科学基金委综合管理部门的同事,他们同样感到出版的重要性,但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资助来源。也是偶然,万般无奈之中,我在当时关于学部主任基金的资助规则中找到一个可供援引的“藉口”。那就是除规定了一些确定类型的资助之外,还有一条是可以“资助学部主任认为应该资助的其他项目”。而限额和其它学部主任项目一样,正巧也是3万元,恰够这本书出版之用。综合管理部门的同事也高兴我找到了这个“藉口”,并同意让数理学部援引这一条批出3万元钱,使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199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时过多年,现在的自然科学基金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管理水平上,都早以今非昔比。通过各种类型项目的增删,资助规则的改进和经费强度的加大,基金的资助已经更为精选和扩展。因为设立了支持“研究成果专著出版”的专项基金,当年碰到的难题自然不复在了。不过我相信新的情况总会不断出现,新的难题也会出来。现在的基金工作者们恐怕也还是和我当时一样,要不时地处理一些无成规可循的问题,或许更为棘手。
各种规定本是人制定的,是要规范大家的行为,避免无意或有意的错误。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各种特定类型资助,是为了通过同类比较便于择优支持。但工作是不断发展的,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化,新的需求也总还会不断出现。即使设立了N类项目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创造第N+1类项目,留下这样一个机会。在我任上,援引这条规则只此一次,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在此前或此后援引过这条规则,作过什么事情。我离开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已经很久了,不知道那个“资助学部主任认为应该资助的其他项目”的条款是否还有效。或许早已有了更好的措施鼓励基金工作的开拓创新。但我在从事科学基金工作中深切地体会到,基金管理者的使命,就是真心实意地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服务,千方百计地鼓励和保护创新,使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申请及时得到支持,有时甚至可能要突破某些现有规定,或通过不断完善和修订,使科学基金各项管理规定更加适应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