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离休干部陆久之老人，向记者娓娓讲述了当年他在中共隐蔽战线搏风击浪的情形以及冒死策反汤恩伯的经过

　　上海解放前夜，陆久之受中共派遣，策反重兵在握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眼看汤恩伯将成为第二个傅作义，不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终使局面发生了逆转。身份特殊
　　陆久之当时的身份很特殊，“背景”连他自己都觉得“太复杂”——父亲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法处长、汤恩伯的恩人，自己则在抗战胜利后官至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与陈洁如的女儿结为连理……
　　陆久之原籍湖南长沙，少年时代受“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爱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憧憬革命人生。1926年，陆久之在沪结识中共地下党员蔡叔厚，并与蔡一起以创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为掩护，为党设立地下联络站。当时经常到联络站“串门”的有叶剑英、李维汉、沈端先（夏衍）等。同年，陆久之由中共党员徐梅坤介绍，认识了周恩来，并被安排到了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当上了周恩来地下信使的联络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久之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专事搜捕革命志士的“工会统一委员会”，以“工会调查员”的身份刺探情报。一天，工会调查组一名密探报告：“陈赓经常在爱多亚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诊所出现”。可特务守候了几天，并未发现陈赓的踪影。又有一次，特务报告查到了向忠发的住址，但等到追捕人员赶到，向忠发早已不知去向了……原来这都是陆久之在得到情报后，立即通过周恩来的秘密信使，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的同志发出了警报。抗战时期，陆久之又利用其与日本海军的特殊关系，把被敌寇封锁的很多重要物质，送到新四军手中。冒死策反
　　谈到冒死策反汤恩伯，陆老沉吟了一会儿，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1949年4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策反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并将此重任交给了陆久之。
　　领受任务时，陆久之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汤恩伯身边的两件事，深感到此行风险甚大。一件是汤的“军师”周天缪因规劝汤率部起义，不仅未获成功，反被暗杀；另一件是汤的“恩师”、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劝汤起义以顺应民心，汤立即向蒋介石密报，陈仪遂被软禁于浙江衢州。
　　陆久之凭借与汤“兄弟一般”的特殊关系，住进了汤公馆。一天深夜，汤恩伯匆匆回到家，见陆久之在等他，忙问有何事。陆微皱双眉试探道：“我对时局很担心，如果和谈破裂，共军定会立即渡江，不知总司令如何应变？”汤闻之连忙为自己壮胆：“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军舰，要突破长江天险，谈何容易？即便共军过了江，上海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足以和共军周旋一番。”陆久之看出汤是色厉内荏，便提醒说，“目前人心厌战，军心涣散，大势已去，若不顺从民心，继续作战，徒苦人民，岂仁者所为。依总司令之高见，傅作义将军这着棋走对了否？”
　　闻听此话，汤恩伯不禁在房里踱起步来。半晌，他问陆：“据说傅宜生目前已下落不明？”陆久之抓住时机，赶紧解释道：“上海谣言满天飞，不可轻信，据我所知，傅将军受到共产党极好的礼遇，深得民心。”在陆久之单刀直入的攻势下，汤恩伯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说：“此事非同小可，改日从长计议吧。”第二天早晨，汤邀陆久之共进早餐。陆久之自然紧追不放，要汤赶快拿定主意，做识时务的俊杰。而汤只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不忍心毁了它，做一个民族的罪人，我会将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民众的。”
　　汤恩伯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陆久之遂三天两头去汤公馆劝说。4月23日南京解放，陆久之向汤恩伯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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