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1900.9.20—1954.6.29），名克勤，字恩伯，浙江武义县邵宅乡汤村人。1916年先后在浙江省立七中及浙江体育专科学校读书；1920年汤恩伯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1923年得到好友鲍经田的资助，受小学同学、武义首富童维梓之邀，同往日本，于次年考入东京大学法科；后因为留学费用无着。不得不于1925年3月辍学回国。在日本他认识了蚕桑学校学生王锦白，后与前妻离异，与王结婚。王锦白是浙军师长陈仪之义女，同年，在陈仪推荐下，汤恩伯官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26年夏，汤恩伯完成学业回国，在陈仪部担任少校参谋，同年10月，随陈仪率部投奔国民革命军。1928年汤恩伯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1931年起，汤恩伯任第2师师长、第13军军长等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汤恩伯指挥所部在南口、居庸关一线抗击日军进攻，血战二十余日，予敌重创。10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台儿庄会战中汤有不可没的功劳，但也种下了他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间的不和，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其猛烈批评。之后汤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其所率国军精锐鲜有败绩。1940年初汤恩伯率部转战华北。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的行政长官。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4月在豫中会战中所部战败，受撤职留任处分。9月调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独山陷落，陪都重庆危机，汤恩伯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1945年3月汤恩伯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至1945年7月汤恩伯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汤恩伯奉命抢占沪宁地区，先后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1946年5月任首都卫戍司令。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春汤恩伯兼第1兵团司令，率部参加对山东的重点进攻。5月所部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地区被全歼。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4～5月，汤恩伯所部主力在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汤任厦门绥靖总司令，后弃兵逃至金门，留下自己军事生涯中的一大污点。10月汤恩伯由金门去台湾。
抗战中汤恩伯转战华北期间，多次重击日军，是日军畏惧的国军部队之一，被视为华北日军的心腹之患，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企图一举摧毁汤恩伯部主力，当时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全线撤退，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狼狈不堪，其实在全线崩溃的情况下汤恩伯的主力基本有序撤出，并在登封重创日军。日军在检讨中称“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汤恩伯用兵胆大而部署缜密，由是可见一斑。
汤恩伯为人有其残忍的一面，在内战中，他对抓获的通*分子下手无情；抗战时在河南期间，因扩军征收重税，加重了当地民众负担，因此也有了“水旱蝗汤”四害之说；上海保卫战期间，浙江省主席陈仪鼓动汤恩伯投共，汤恩伯权衡再三，举发了此事，致使陈仪因此在1950年6月被处死。
去台后的汤恩伯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因陈仪一事，汤恩伯备受外界压力和内心煎熬，郁郁寡欢，隐居在台北三峡乡寓中，几乎足不出户。1954年，汤恩伯因胃溃疡和十二指肠肿瘤赴日本治疗，6月29日在日本东京病逝，后被追晋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