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接待华裔学者访华团时，钱伟长和他在清华时的老同学们相会了，林家翘、任之恭、戴振铎……一别三十年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如今老朋友们都已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了，然而却都霜染两鬓了。此刻，最别有一番滋味的当属钱伟长了，虽对于自己的一切他只字不提，然而当久别重逢的欣喜过后，则全是惆怅。

　　1971年初秋，北京的天空显出了少有的晴朗。这一天，钱伟长接到了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些年来，每当钱伟长在困难的时候，这位伟人都会给予他意想不到的帮助。想到此，没有耽搁，钱伟长便快步走出了家门。

　　原来，我国即将派出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利坚四国，毛主席、周总理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周总理要接见出访的成员。

　　钱伟长说：“我的儿子很聪明，如果赶上现在，他一定……”只身上海赴任，钱伟长锐意改革，前“三脚”，上海工大声色顿现。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就在出访之前，国内外一些传闻认为钱伟长将会借此机会移居国外。然而当记者询问钱伟长时，只见他淡淡一笑道：“我不会走的，壮年时我舍弃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为的就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请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在这里，就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值得庆贺的日子终于被盼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钱伟长与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们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那是1976年。这一天，钱伟长的心情显得格外的好，在书房里，他整理着布满尘土的文稿，一篇篇浸透他心血的论文从今天起，也要焕发它应有的光芒。整理过文稿，他站住了，转过身，缓缓地踩到了凳子上，顺着窗户，他一下下地揭去贴盖在玻璃上的厚纸。明亮的阳光刹时洒进了书房，照耀着那些刚刚从恶梦中初醒的文稿。他随手推开了窗扇，只见碧蓝的天空中飘着一朵朵绽开着的云花。“BOYS FOR VICTORY！”他喊出了声音。

　　落实政策，纠正了一切不公正的处理之后，1983年，钱伟长接受了中央任命。此时，他已年过七旬了，他微微地捋了捋花白了的头发，有如一名待命的将军，整理了书稿，只身前往上海工业大学，就任校长。
　　他十分珍视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的信任，到任不久，上海工大就变得有声有色充满着活力，大踏步地进行着教育改革，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着重基础学科的学习，上海工大还推行了短学期制，删减了教学大纲，缩短了课堂教学的学时数。

　　为了加强外语学习，钱伟长争取到香港公司的支援，在校内开办了星光外语电台，每天向学生播放五小时的英语节目。工大还实行了学分制和选课制，推动了因材施教，使一批优秀学生能够提前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改善了教学和科研的物质条件，建立了现代的材料测试中心、计算机中心、风洞和一些实验室、研究所。

　　为了努力充实教师队伍，他们聘请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中外教授学者来校任职或短期讲学、指导科研，从无到有开办了各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从1983年到1994年，工大已建立了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他以身作则，在行政工作之余，也主持了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个博士生，迄今已毕业了42个博士生。

　　针对上海的需要，工大还新设了许多新的科系，有些科系，如经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等都是国内首创的。

　　1994年，上海市为了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把原上海工业大学、原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以及原上海高工合并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在成立大会上，他说：“上海大学不是一个‘独联体’，上海大学的目标首先是培养一种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有某些学术修养的人。”

　　两年后，这个学校调整了院系，根据上海需要，重建了22个学院107个专业，统一了学制（短学期制），采用了统一学分制、选课制。调整了行政机构，本科生以5万人为基础，业已进行了两年的招生。

　　全校毕业生实行了不包分配双向选择的受业方针。上海市和中科院签订了由中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大学成立联合研究生院的协议，规模为60个硕士点，研究生总数约3000名。可以看到，上海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上，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将为上海市做出新的跨世纪的贡献。

　　恢复工作之后，钱伟长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开始逐渐地繁忙起来，1983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88年，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钱伟长当选为副主席。不久他又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现已辞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宗教小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主席。此后，他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社会工作组小组长，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主席（港澳工作现已结束）。

　　钱伟长除去要管理上海大学行政及教学工作之外，还参加众多的社会活动，有谁会想象得到，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参与编发着一本在国际上有着权威地位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中英文版的刊物呢？又有谁会想象得到，耄耋之年的他还要经常地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兴致勃勃地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们亲自授课。

　　十几年的时间内，钱伟长除了许多能公布和不能公布的科研成果外，所著述的科学著作达十余种，三百多万字，讲义书稿200万字。面对丰硕的成果，钱伟长的脸上依旧没有露出过满意的微笑。然而，对于他聪明而又安分的子女们，他却似乎很是欣慰。“我的子女们都跟我沾了不少的‘光’，所以没有一个上过正规的大学，但是他们很上进，没有一个是落伍的，都是很争气的……”

　　作为物理学家，钱伟长可以用智慧保护炸弹下的一座城市，甚至控制火箭的运行速度；作为教育家，他能够在自己受难的时候挽救一个被他识为人才的学生，他还能够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生；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教科文委主任，他能够走遍千山万水关心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

　　然而，对于自己的儿女，钱伟长又做过些什么呢？

　　“我的儿子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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