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6日，钱伟长以探亲为由，收拾了一些简单用品，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洛杉矶码头渐渐地变得模糊了，望着远去的，曾是十分熟悉的繁华街景，钱伟长毫不犹豫地转身朝向了东方。迎着海风，他感到多少年来少有的一种快意，“好爽的风啊！”此刻，他归心似箭。

　　又是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海上漂泊，钱伟长到达了上海。历经了战乱之后的祖国到处布满着疮痍，城市里一片喧闹混乱。但无论如何，仍旧是家呀！站在上海的码头上，钱伟长深深地吸了口气，自言自语道：“祖国，我回来了！”

　　很快他便回到了清华大学，在国民党大员接管后的清华园里，垃圾成山，教室里却是四壁空空。钱伟长回清华后就参与到了复课的工作之中。

　　孔祥瑛在钱伟长回国三个月后，带着与父亲“擦肩而过”的儿子元凯从成都来到了清华园，这是在经过了七年分离之后的合家团圆。元凯已经7岁了，但在他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经常在照片中看到的人叫爸爸。当钱伟长第一次听到儿子叫他爸爸的时候，内心的一种喜悦难以表述，七年了，所有所有要说的话，此刻说出了一句：“苦了你们了！”

　　1948年，解放北平的隆隆炮声似在预示着人们，“就要解放了！”回国后，钱伟长因积极参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加之岳父孔繁尉是中央军委派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重要人物，所以地下党组织对于钱伟长十分的信任。一天晚上，他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到北京郊区良乡，亲自向叶剑英、陶铸、钱俊瑞等同志汇报清华的情况。那是钱伟长平生第一次见解放军的首长，给他的感觉是解放军的大干部们都很平易近人。
　　回到家时已是清晨，当他兴冲冲地迈进院门时，一声清脆的婴儿的啼声从屋里传了出来，又一个女儿出世了。钱伟长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脱口而出：“放歌，就叫她放歌吧，尽情地歌唱解放！”

　　全国解放，钱伟长被繁多的事务性工作所困扰，为了能在科研方面多做些贡献，他暗暗地搭上了无数个夜晚。参与制定规划之后，周总理赞誉钱伟长等人为“三钱”。亮出自己的思想，钱伟长被甩入沉寂的谷底。

　　1949年2月，寒冬中的北平城终于迎来了春天，整个清华园沉浸在革命胜利的欢乐之中。3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了，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委员，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常委兼教务长，钱伟长和费孝通为常委兼副教务长。此后，直到1957年，钱伟长以其饱满的热情踏着欢快的节拍踏上人生的又一征程，在他的日程表上，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行政事务外，便是应接不暇的广泛的社会活动。

　　文化方面，他参加了由文化部长丁西林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出访国外的代表团，回国之后任中缅友好协会会长；教育方面，他先后参加了教育部长钱俊瑞率领的国内考察团和蒋南翔部长率领的高等教育访苏团；在科学工作方面，钱伟长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并开始筹建力学所和自动化所。

　　1950年钱伟长被选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1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全国科联（科协前身）成立，他当选为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全国青联成立，钱伟长当选为常委兼副秘书长，作为青年代表团团员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

　　纷繁的社会活动，使钱伟长亢奋之余陷入了深深的内心矛盾之中。一个秋夜，为了调解一下紧张而又疲惫的大脑，他关闭了台灯，双手在两颊上下搓动了几下后，推开了窗扇。秋风阵阵，寒意袭人，天空中布满了闪烁的星斗。的确，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他多么希望有充裕的时间在科研上多做些贡献呢！然而社会活动，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依然重要。于是，在为社会活动、行政事务忙了整整一天的钱伟长不得不把自己投入星斗之下的夜晚。

　　1954年，钱伟长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个科技发展规划。期间，钱伟长负责几个任务项目的规划。

　　如果说，两年前，钱伟长第一次聆听周恩来教诲时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那么在这一规划制定过程中，通过与总理的多次接触，这位曾经和毛泽东一起领导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全中国的政治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理解，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无不令他折服。

　　向总理汇报工作多是深夜或清晨，往往先是总理认真地听，钱伟长细细地说，接下来便又是总理问，钱伟长答，一答一问，一问一答，最后再由总理作指示。在这样一种宽松、和气的氛围中汇报工作，说话者经常会忘记自己是在与数亿人口的共和国总理谈话。周恩来那种以科学的态度制定科学规划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同志。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规划工作终于接近了尾声，对于参与规划的科技工作者们的工作成绩，周恩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对于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三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周恩来曾在一次重要活动中公开赞誉他们为“三钱”。从此“三钱”的美誉沿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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