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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

底至1967 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文。3 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 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3 月31 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 杂志第5 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文,首先回顾了1950 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 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
  
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
  
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喷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
 
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 ”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1967 年8 月26 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卜。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王力、关锋都比戚本禹年长,因此,戚本禹常称王力、关锋二人为兄长。现在,两个兄长倒了一双,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虽然他在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王力、关锋,但他心中有数:离自己垮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是,戚本禹并不计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毛泽东8 月26 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 年9 月4 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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