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潘总您是学电机专业的，而您却是中国驱逐舰的总设计师，这中间的差异是怎样转变的？
　　潘总：我赶上了船舶局大发展的好机会。1953年6月4日中苏签订了“六四协定”，有5型舰艇由苏联转让咱们中国自己造，为此在上海专门成立了船舶局产品设计分处，我在1955年被调到产品设计分处工作，被分配做扫雷舰的电气负责人。开始的工作是翻译、整理大量的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虽然看了不少资料，但对造船怎样安装设备，龙骨、桁板等都是个什么样子还是不很清楚，没有什么概念。我于1955年10月到武昌造船厂，当时扫雷舰正在建造，扫雷舰的总建造师是尤子平。扫雷舰的2个重要问题一是消磁，二是电磁扫雷具。为了让我们搞懂这2个问题和舰艇电气安装工作，苏联专家斯洛乌希给我们上课。我们学习热情很高，斯洛乌希也尽心尽力辅导，对我帮助很大，使我们很快就掌握了扫雷舰电气部分的基本知识。用斯洛乌希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以致用”。接下来我在武昌住了4个月，一直盯着扫雷舰的建造。到1956年夏天，扫雷舰开始在舟山定海试航，我也一直跟着试航。这一段时间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怎样消磁都了解了。苏联专家别克夫说：你是设计部门惟一一个从建造到试航跟到底的人，这一段经历对你一生搞造船一定很有好处。

　　记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受命开始中国第1代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工作的？
　　潘总：那是在1961年舰艇研究院（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成立后，七院负责海军舰艇及其武器装备的研究设计并解决引进中的技术问题。李复礼和我负责作驱逐舰的方案。我们都想搞咱们自己的驱逐舰，作了几十个方案，几次都想上，但因国家实力不行上不了。直到1966年6月，为了适应洲际导弹全程试验海上护航、警戒的需要，中央军委批准自行研制第1代导弹驱逐舰，701所承担总体设计任务。那时我正在苏北盐城搞“四清”，任务是李复礼接的，我没有参加方案设计工作。1976年3月开始做技术设计，我加入到第1代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工作中。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李复礼都靠边站了，但还管驱逐舰的设计工作，李复礼负责总体、船体，总负责；我负责电气、武备、机械。

　　记者：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乱，没有正常上班的。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潘总：最困难的是怎样才能拿到设备资料。因为1艘舰上的设备很多，设计单位、生产单位多，要把这些资料都拿到，协调起来，很难，许多单位都找不到人，都“闹革命”去了。为了解决问题，我到航天部三院商讨技术问题，开了几个很有质量的会，其中一个是确定导弹系统组成的会，钱学森也参加了。在会上钱学森讲：舰是一个大的系统，舰上有很多分系统。导弹系统是一个系统，不仅要自己设计好，还要跟舰配合好。以前我对系统的概念认识没有这么深，钱学森的讲话对我启发教育很大。于是，在七院副院长邱建休的主持下，为驱逐舰成立了武器系统组，负责主炮系统、副炮系统、反潜系统设计（舰舰导弹系统由航天部三院设计），701、713、716等所都抽出人来，到武器系统组作系统论证，这一步很关键。我在产品设计工作上主管武器系统和新的电子设备，如雷达、搜索声呐、攻击声呐等。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第1代导弹驱逐舰是系统工程的首创？
　　潘总：应该说第1代驱逐舰（国外称作“旅大”级）是第1个在国内使武器从单个装备发展成系统的，这具有开拓性，实现了从无到有，线型、排水量都取得了成功。外界评价，“旅大”级航速最高达到37.95节，基本上与苏联的“科特林”级的航速相等。“科特林”级没装导弹，我们加装了导弹，舰长增长了，动力装置功率相同，说明“旅大”级舰线型和总体设计成功。我们的第1代驱逐舰有3个新的突破：一是加装导弹；二是形成武器系统；三是布置了许多新设备（新雷达、声呐、指挥仪等）。外电评论2座三联装回转发射装置是“旅大”级的特色。从这以后，中国好多舰都开始进行武器系统设计。

　　记者：什么叫武器按系统设计？有什么好处？
　　潘总：武器装备按系统进行设计主要是大幅度提高了武器的命中率。在此之前我国建造的舰艇，如火炮是单炮射击。“旅大”级上的导弹、主炮、副炮、深弹等武器系统都进行了系统论证、设计、制造和试验，对单机（如跟踪雷达、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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