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潘汉年诞辰100周年。我与友人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看潘汉年纪念展时，无意中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鲍文蔚，三个字赫然出现在展板上……

 
封尘已久的往事

父亲鲍文蔚（1902－1991），祖籍江苏宜兴丁山镇，距潘汉年家乡归迳陆平村不远。当年在常州中学念的高中。那是一所名校，张太雷、瞿秋白曾在那里读过书，刘天华在那里先读书后任教。校友中胡焕庸、邵鹤亭、吕叔湘、方鹤年、段力佩等后来都成了各方面的精英。1920年至1926年父亲到北京大学，先在预科，后攻读于西洋文学系，师从鲁迅、周作人等名家。

1923年暑假，父亲回宜兴老家，正巧碰上以潘汉年为首的当地青年正在反对县教育局长周品高，于是立刻投入进去。若干年后，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我们子女说：“斗争最激烈的那天，有一百来人参加。我一屁股坐到周品高的办公桌上，以北大学生的身份大声斥责他的种种劣迹……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汉年。”

事后周先跑到宜兴县长那里告状，碰了软钉子后，又找了门路，终于把“为首分子”告到江苏省高等审判厅，这块展板显示的就是周品高诉状的内容。诉状正文点了七个人的名，父亲排第二，邵鹤亭第六，潘汉年第七，而诉状封面却只有潘汉年等三人了。因为此时已是8月31日，距大闹的8月12日过去快二十天了，父亲及邵鹤亭等一批学生早已离乡返校，只可惜潘等几个人受了数日牢狱之苦。张云的《潘汉年传奇》一书对此有较详尽的描述。

就在这场斗争中，父亲认识了当时年仅17岁的潘汉年。父亲对我们说：“汉年那时还是个小青年，可是人很精明，又能干。”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语丝》周刊与文坛巨匠

两年后的初夏，潘汉年意想不到地得了一个美差——送一位与他感情甚笃的表妹去北平考大学。尹骐所著的《潘汉年传》对这段往事有比较精彩的叙述。作者笔锋一转写道：

“在北京短暂时间的逗留，对潘汉年来说，还有另一方面的收获。他的宜兴同乡鲍文蔚那时正在北京，并和“语丝社”有密切往来。潘汉年从他那里读到了许多的《语丝》文章，并且知道了许多鲁迅和周作人的情况。他对这两位文坛巨匠充满着敬佩之情。”

《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主要发起人是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等，俞平伯、刘半农、顾颉刚、孙伏园、徐祖正、曹聚仁等都是撰稿人，“语丝社”办公处就在北大红楼里。父亲那时在北大已待了五年，上述各位不是导师就是前辈，来往密切是不言而喻的。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已上小学了，父亲常带我到徐祖正家玩，徐老伯还送过我一只挺大的木制帆船。

周作人很喜欢民间文学，这也正合潘汉年的创作兴趣。潘回沪不久就把他的新作《苦哇鸟的故事》寄给《语丝》，很快在当年七月出版的第35期上发表了，同时还刊出了潘汉年和周作人之间的信函。这次北京之行为潘以后进入文坛并进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打下了基础。

过了两年，即1927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到南通中学教英语，以便筹集路费出国留学。这年10月，鲁迅由香港经汕头到上海定居，最初住在景云里。是年12月13日，父亲特意陪同潘汉年到鲁迅家中拜访，在坐的有章依萍、李小峰等。宾主交谈甚欢，还一同到一个叫“中有天”的地方共进晚餐。潘汉年由此正式结识了鲁迅，以后还成为他家的常客。这在《鲁迅日记》和黄祥豫编《潘汉年在上海》中均有简要记述。父亲当年曾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他不止一次向我们提到拜访老师时的趣闻轶事。

参加隐蔽战线斗争

1932年3月，父亲留法四年后回到宜兴。此时潘汉年已是耳听八方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他立刻约父亲到上海见面。对于几年间国内的变化，尤其是上海在“淞沪抗战”后的变化，父亲在国外也略有耳闻，可老朋友来信相约面谈却是求之不得的事。关于这，父亲在1985年11月曾经写了一份叫《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以下称《简况》）的资料，文中说：

“我到上海后在一个秘密地点见到潘，他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说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到他们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和研究的地方供职。潘说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同意了。”

不久，潘就将父亲安插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外文秘书，少校军衔。当时的司令是十九路军抗日将领戴戟，前任司令熊式辉已在一年多前离开了上海。父亲上班地点在龙华，办公桌就在司令部的秘书室里，主要职责是将法文报刊的有关资料译成中文供戴参考，他们当时正准备跨入政界。父亲说戴为人比较正直，解放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父亲平时戎装佩剑出入司令部，有时也西装革履地代表司令部参加涉外活动。

关于父亲的住处潘也做了精心安排。孙科当时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他的汽车大摇大摆地出入，潘就将父亲也安排在这里，且距孙较近。于是在外人眼里，一个留学生常穿着军装住在这里，会认为与孙科有某种联系。这个“保护色”，按现在的话叫“包装”，确实很到位！

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当然，父亲有时也在公开场合见到潘。

关于那时活动的内容，父亲在《简况》里这样写道：

“（一）利用秘书室的有利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逐字偷看在眼里，然后写成纸条，送到现在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从门缝送入，旋即脱身。（二）一件特殊使命：一天，李告诉我说江西方面需要南昌地图，要求从司令部搞出来。我费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无法复制。后来动脑筋到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与外国神甫拉上关系，将地图借到手，分成数次绘制，又复送到上述秘密地点。一段时间以后李来说，多亏地图送到江西，使红军在作战上带来不少便利，组织上特别表扬，並给当时五十元以资鼓励。（三）又有一次，李要我以公开身份去某指定旅馆某特定房间的对面租一间房子供其他同志使用，我照办了。上午我照常去司令部，下午回来发现有陌生人在室内，知是自己人，不便多问。数日后党通知我说房子可以退掉。又过数日，党再次告我，这回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共产党将国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