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时母亲对我说，当年她也认识潘，记得在一次小聚时，潘说他有六十几套西装，“没办法，应酬太多了。”1955年潘出事被捕，父母都想不通，说：“那么干练的一个人，怎么会呢？大概是西装太多了，遭人嫉恨……”

1934年潘在何处

关于离开上海的原委，父亲在《简况》里是这样说的：

“后因戴戟等十九路军人物下野，蒋介石白色恐怖加剧，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我此时曾向组织表示请求去江西苏区，但考虑到其危险性而没有同意。后经潘本人同意，我就离开上海，对司令部不辞而别，到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去了。由于在沪的秘密身份，此后我就与政界脱离干系，以免不测。”

1984年，父亲在与夏衍谈及这段经历时，夏衍说，据他所知，1933年夏潘就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1934年不大可能在上海见到他，问我父亲是不是记错了，因毕竟年代已久。但在第二年父亲写此资料时，仍坚持说当年他肯定是在上海见到潘本人，是潘同意他北上的。实情究竟如何，多年来我们做子女的也说不清。

直到上世纪末，因电视剧《潘汉年》的播出和有关书籍的出版，许多事情才逐渐为世人知晓。我们全家是又买书又一遍遍地看电视剧，心情特别激动。遗憾的是父母早已过世，不可能分享这份迟到的正义与激动。就在今年早些时候，有一天，我们又在翻看买来的《潘汉年传奇》中的一节——“出使闵省”，讲的是1933年末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事，骤然看到这节的末尾说：潘在次年初“自己按中央指定的交通路线，经上海重返瑞金”。噢，这不，1934年潘的确到过上海！证据找到了，细节也明确了，这足以证明父亲没记错。不但如此，还可以印证出，因潘那次在上海的逗留是非常短暂的，可还是和父亲见面，足见他们的关系不同一般。

竟然成了永别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们一家在北京过着低调而平静的日子，只盼着日本鬼子早点投降。1944年冬，突然有一天晚上，潘汉年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父母双亲是又惊又喜，那时我已上小学，肯定也见到潘，只可惜没有丝毫的记忆罢了。寒暄之后父亲和潘两人就独自躲到我们家西屋里长谈，直到第二天潘才离去。

关于这次刻骨铭心的见面，父亲在《简况》里是这样写的：

“一天晚饭后，潘汉年化名萧某，到我在北京的住地——地安门东不压桥火药局三条四号里来，直谈到深夜。我当时回顾说，不曾想因日本侵华，一别十年。潘说党中央认为日寇必降，但国共内战必起，他让我留在北京继续教书，什么也不要动。潘还说他来京以看牙病为名，且有日本共产党暗中保护，不会出问题的。”

其实潘在前一天就来过，父亲刚好不在。望着母亲略显吃惊的面孔，潘安慰说：“不要紧！文蔚兄不在，我明天再来。”后来每提起这次见面，父亲就说十年无音信，潘却能找到这么小的胡同里来，并学着京剧腔调说：“汉年者，真神人也！”

“留在北京继续教书，什么也不要动。”这是潘汉年当时的原话。以后几年父亲正是照这意思做的，直到解放后才又“活跃”起来。他先后在山东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外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法语（二级教授）。1956年他以专家身份参加了中共“八大”秘书处的工作，负责大会法语资料的校勘。他精心翻译并出版了法国大师拉伯雷的长篇巨著《巨人传》，及《雨果夫人回忆录》《浪子回家》《论巴尔扎克》《法国名家短篇小说选》等。他还曾将郭沫若的《先秦的天道观》《<周易>的时代》等译成法语，受到了郭老的好评。当然，这是后话。

父亲所写《简况》的最后几句话是：

“没有想到，解放后因他非常忙，我又赴青岛教书，不在北京，也未去沪，这一面竟成了永别。”

“竟成了永别”这句话，只有父亲自己能感悟到其中的滋味。

找不到“李胖子”

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时，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亲作出了决定：自己的事也必须说说了！而关键，是要找到联络员“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动——找人！

那段时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夏衍、石西民、楼适夷、丁玲、潘菽、吴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夏衍对父亲说：潘案株连三千人，你老鲍没有被牵连进去算是幸运的；“李胖子”不认识，因那段时间潘的活动很机密，一点也不知道。石西民也说：至少两千五百人受株连，“李胖子”不认识。其他几位也都说得差不多。吴祖芳还说，潘汉年骨灰安放仪式的好友名单中有鲍先生，但多年无联系，没法通知，实在遗憾。父亲与潘菽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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