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3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在武汉和上海的不懈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夫妻俩又能在一起战斗了。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