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和上海的不懈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夫妻俩又能在一起战斗了。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遗体也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二人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