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湖南的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下令对长沙实施戒严，“宣传过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一批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5年6月25日，26岁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因为她外出为革命奔走，时常不能回家，因此，何重九刚出生，就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揭露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在会上，她做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3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在武汉和上海的不懈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夫妻俩又能在一起战斗了。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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