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有时候一看好几个小时。有一次他告诉小孟，这部书他看了“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哟。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毛让小孟好好读一下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书，然后来和毛讨论。
小孟看后问毛：“这书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王23年写起呢？”听到这个问题，毛眼睛一亮异常高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国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喽。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
小孟说：“开头明白了，为什么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毛泽东说：“……本朝人写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去写。”“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小孟问。毛说：“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朋友……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小孟说：
“你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怎么会没对手呢？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要我吃药，我不要吃，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哟。”“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小孟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毛详细介绍了“通鉴”的写作，小孟说：“这书真是一项大工程。”“司马光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的原因呢。”毛接着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毛又说“这本书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做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云，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哟。”“为什么？”“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说着，高兴得哈哈大笑。毛又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资治通鉴”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
毛泽东和疾病-尾声：三块巨石陨落，周、朱、毛纷纷离世
中国古代有“天上一颗星，地上一盏灯”，和“流星陨落，灯灭人亡”的说法。中国的闰历又有“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之说。
第一个说法无疑毫无科学根据，第二个说法也很容易被简单地归结为“迷信”。然而如果你统计一下历史数据，或许会惊人地发现在闰八月的年份里发生的“天灾人祸”平均下来有可能就是比其它年多。远的有“五胡大闹中华”之说，近的最令人惊奇的莫过于1976年（闰八月之年）3月8日下午在东北吉林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三块儿大的都超过了100公斤，而最大的一块儿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而就在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先后与世长辞。也是这同一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
中国的历法是月历，是根据地球和月亮的相对位置而计算的，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位置直接控制潮汐，或许也影响气候，甚至地壳的构造运动……中国的一些说法或许有它经验之谈的一面。过去我们所说的历史上胡人侵入中华和世界上许多落后民族对文明古国的大规模入侵，以及历史上一些民族大迁移，现在发现很多是和气候的剧烈变化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为自然所迫，谋求生路。而我们中国的历法或许恰巧和这些变化更紧密。老人、病人当然对这些变化更敏感。这或许算推理，或许算猜测……
据孟锦云回忆，那天她给毛泽东念了那段陨石雨的消息。毛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主席，天上怎么会落下那么多石头呢？也怪了，还没伤人。”“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啊。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主席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毛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回答？还是提问……
尽管李志绥对毛泽东，特别是对新中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和语气（据一些人分析里面有捉刀者的影子），但从他描述的字里行间偶尔又流露出自相矛盾的东西，因为实际李的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毛的保健工作。我们从这本书里应当可以感觉和分析出一些资料。跟据李大夫的描述和孟锦云护士的回忆，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毛泽东对于疾病治疗，态度十分固执，很不耐心。李曾大篇幅描述毛不愿意检查身体，也不太配合治疗。他谈到毛特别相信自己的游泳疗法。到了不能正常吞咽，甚至呼吸都困难，还下水试了一次，结果马上呛水，只好上来。李在描述这些情节时，语气上带有极大的攻击和仇视。而小孟则说，毛不爱运动，很难劝他活动。从孟的描述上你感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力不从心的八旬普通老人，有时甚至象小孩儿。从时间上看，孟到毛身边开始工作时到毛去世才一年多时间，也就是毛生命的最末一点时间，到那时，李接触毛的机会已比较少了。
但是他们都提到了毛的白内障，基本失明，但毛一直反对手术。李大量论述了两种不同治疗方案，是开刀，还是中医的针拨。前一种彻底，但手术时间长；后一种快，风险小，但有可能没用。经过反复说明，毛才同意，而且选择了针拨。小孟则称是她的劝说起了作用，她曾说，动了手术，您就能看清我了。过了一两天，毛就同意了。
小孟和李都提到周总理对毛的病一直是十分关心。尽管李对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持否定态度。但他还是承认周待人的和气和周到。李曾提到，毛1972年第一此昏厥过去后，通知周。总理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开会。周听说后，当场大小便失禁。周在最后已知道自己不行了，仍关心毛的病情。李说，周的病都和普通人不一样，膀胱、结肠和肺三个部位分别各自是原发癌，从来未见过先例。1975年11月，毛让李看望周。周说，我是不行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主席。
但李说，毛对癌症的看法是，不要开刀，反正也治不好。周验尿发现大量癌细胞，毛起初不信，觉得周不象有病。后来大量尿血，毛才同意周开刀。后来又需要第二次开刀。毛对李说，你看，我说不要开刀。现在是开了一次又二次，还会有第三次、四次，直到死。对于周总理的去世，当时全国人民的悲痛是众所周知的。但李说毛的“一组”毫无反应。大家要求悼念。张耀词说一不许去医院，二不许戴黑纱。
据李讲，相反，那一年总理去世后，不久春节，张玉凤提出要放鞭炮热闹热闹。自1949年，中南海内任何人不许燃放花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道禁令。张耀词马上让买了许多鞭炮，在中南海里大放。
小孟描述毛泽东听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完全不一样。她讲，那一天，小孟值班。看到总理去世通知主席的消息，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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