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生怨怼。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们终于决定豁出去,并很快到英巡捕房秘密自首,供出了罗亦农。他们还与英巡捕房约好,一俟罗亦农赶到机关,即由他们的女佣以上街买菜为由,趁机向街头的站岗巡捕报警;并且故意只抓罗亦农一人,使他们得以隐瞒身份,继续在秘密机关守候,直到安全出境为止。
再说何家兴、郝稚华这几日因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那天,当他们从“红队”队员口中获悉罗亦农遇害的消息后,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商议,决定第二天由郝稚华到英租界巡捕房找兰普逊,一俟讨到五万美金,领到出国护照,就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郝稚华走出旅馆租了一辆黄包车,匆匆忙忙地赶到英租界巡捕房。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她出来了。当看到那辆黄包车还在门口,就顺便要这辆黄包车把她载回旅馆。
但令郝稚华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辆黄包车及车夫是顾顺章预先给她准备好了的……
原来,昨天晚上,周恩来得到陈赓转告杨登瀛的情报后,已经知道告密者就是何家兴夫妇了。顾顺章当时就叫嚷说恨不得亲手宰了这对叛徒夫妇。但周恩来未允许顾顺章造次,仍坚持一定要取得充分的证据才可采取动作,并设下了这一个“欲擒故纵”的计谋,故意向他们放风,说罗亦农既已遇害,没必要再对他们保护了。谁知,心虚的何家兴夫妇果真上当。
顾顺章深感事不宜迟,必须赶在何家兴夫妇与钱大钧会面之前除掉这对叛徒,遂立即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当即指示:
“既然已经彻底查实何家兴夫妇就是叛徒,就要尽快动手解决,不要再造成损失。这次行动,具体由你指挥‘红队’办理。注意:一定要处理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是!”顾顺章会意地点点头,就匆忙赶往同孚路的一条弄堂,与“红队”的同志们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在此,有必要赘述一下“红队”的情况。
“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
“红队”初建于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抢的工人组成了“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另外,“四·一二”事变以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批政治上坚定,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达上海。1927年年底,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交给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直接指挥。开始一段时间,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巡捕包探都传说共产党有四条枪,可以横冲直撞,打遍上海滩。因此,“红队”建立伊始就声名赫赫,它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红队”队员有李士英(副队长)、邝惠安、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三十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孚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楼厢房即是“红队”成员聚居点。
情报科成立后,通过情报工作,“红队”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及时获悉叛徒奸细的活动情况,能够准确无误地镇压叛徒,或者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不久,“红队”通过情报科的内线,甚至已与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炮兵营的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此外,“红队”随时能从洋行里买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遇到重要行动时,特一科即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当时,“红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一遇紧急关头就扔掉不用。
1930年,特科在长德路专为“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其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