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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葛洲坝成功实现通航，到三峡通航工程的横空出世，梁应辰在中国水利枢纽建设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1994年我国最早遴选出的一批工程院院士，梁应辰历任了交通部水运规划和设计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业务室副主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诸多职务。1971年至1981年主持葛洲坝工程船闸分项设计之后，1991年，63岁的梁应辰又挑起了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重担。直到现在，已78岁高龄的梁应辰还身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三峡升船机工程设计审查专家组副组长，并先后荣获越南总理府颁发的二级红旗劳动勋章，和《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项目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坎坷成长路
1928年8月，梁应辰出生在河北保定农村。少年求学时正值我国陷入了八年最艰苦的抗日战争，而河北又是遭日寇袭击最严重的区域。梁应辰在辍学三年后，通过坚持每天从农村到七八里开外的市里走读的方式，读完了小学。
初三那年，由于不服日寇的劳役而被停止学籍。那个年代，对于家境困难的梁应辰来说，为了吃饭，求学依旧是走出农村实现温饱的最佳方式。所以几经周折，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应辰又凭借自身努力读完高中，并于1948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水利组，成为我国建国后培养出来的最早一批水利专家。
学习水利是早年就印在梁应辰头脑中的“远大志向”。农村长大的梁从小就受困于饥饿，在他看来，要吃饱饭就要种田，要种田就要水和肥料，正所谓“粪大水勤，庄稼不愁不丰收”。所以他很小就感受到了水利对于农作物的重要作用。正是这种幼稚单纯的想法，指引他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报考了水利专业。
1948年，梁应辰参加了包括清华、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等9所大学的招生考试并全部通过，最后毅然选择进入清华园的土木系水利组就读。
四年的大学学习没有使他变成农业专家，却成长为我国最优秀的水利航运专家。刚毕业时，梁被分配到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两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梁应辰又被派往苏联敖德萨海运工程学院海港专业，进行了为期四年的波浪和海港码头结构的研究。1961年至1965年，梁应辰远赴越南河北省，在府谅商河畔帮助越南建设一座专用的氮肥厂煤运码头。
1971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下，我国开始了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研究和建设工作，梁应辰从项目最开始就被派驻参与了葛洲坝的研究和建设工作。于是接下来的三十多年，梁与我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两座水利枢纽工程结下了不解情缘。
从葛洲坝到三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研究葛洲坝项目时，梁应辰至今回忆起来，依旧对周总理当年接见他们时所说的“对待伟大的三峡系列工程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可不能太自信”的教诲念念不忘。“水利建设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永远都不敢大意。”梁应辰对《建造师》说。
而葛洲坝地区的水工环境和条件也确实让梁应辰们不敢也不能有丝毫大意，因为当他们这些“专家”看到那里的海图时竟然看不懂，不明白为何长江在那段的标高还有负值——海图显示长江最低的地方比海平面低了40多米。
其实这是湍急的江水不断冲刷在河床上冲出了深坑，在长江的南津关上游河段，这种深坑形成的反坡非常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冲击力极强的“泡”，水流向上，强度大的有害泡将会对行船安全产生很大的破坏力，几百吨甚至上千吨的船队遇到有害的泡之后，两三分钟内就会上演“歪船、轧驳、断缆、翻船、死人”的惊险惨剧。
除了“泡”、“漩”，解决好泥沙问题也是建设葛洲坝通航工程的一大难题。据测算，每年通过葛洲坝的泥沙有5亿多吨，折合混凝土的体积后可建200座共7200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些泥沙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淤积在河道上影响船的通航。
为了应对这些情况，梁应辰提出了“安全、通畅”四字方针，将“勘测、设计、科研、施工、运行”五结合，并请来当地水域最有经验的老船长做咨询，并通过实体模型试验得出的成果，炸山嘴填深坑等多种办法予以克服。同时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还解决了工程河势规划、复杂的工程基础处理、高水头大型船闸的设计施工管理等诸多科学技术难题，为后来三峡大坝的修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葛洲坝是三峡的反调节梯级，亦是三峡开工前的一次实地大练兵。然而虽然已经有了在葛洲坝工程上的丰富经验积累，但有在“全球一号水利工程”之称的三峡，不管是永久船闸、升船机、施工期通航，还是受三峡工程建设影响的1300公里上下游航道，依旧有多项世界难题。
三峡是世界上最大的双线5级船闸，全长6.4公里。作为船闸技术设计审查专家组副组长，梁应辰与全组专家和设计单位竭尽全力共同解决了特大规模船闸总体设计、超高水头船闸输水、与高陡边坡岩体共同作用的大型衬砌式船闸结构、五级船闸监控系统等重大难题。
“建设三峡枢纽是我国水利工作者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宿愿，我上大学时就知道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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