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梁忆冰下乡前去看望祖母王桂荃，走到西单手帕胡同，一拐弯就看见祖母家的窗户纸破了，在风中飘啊飘的，“我看她不在，把我给急的，到处找，后来才知道是被我堂叔接去了。那时她已经得了痔疮癌，起不来了。”这一年，王桂荃孤独地死在家里，没有子女来向她告别。

　　梁思达被派到下面的各生产队记账，1971年返回北京时，被迫退休，“一直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单位。反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有心结，去世前一周还在说这件事。”梁忆冰说，父亲被压抑了很多东西。

　　在北大，梁思庄被抄家3次，因为她说过北大图书馆某领导“只会务虚不会务实”，为此做了无数检查。“有一次，红卫兵把学校的很多善本书线装书放在现在那个大讲堂门口烧，然后把我妈妈押去看。”吴荔明回忆，“红卫兵斗她，让她穿着旗袍拔草，我也只能远远地看着，非常害怕他们打她。”

　　梁思庄被关在28号楼，每天排队打饭都要偷偷看看墙上的大字报，回家后她笑着对吴荔明说：“他们把我和杜勒斯挂上钩了，多有意思，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吴荔明的儿子杨念群出生于1964年，上小学时还是“文革”时期，整天拿着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梁思庄就拉着外孙和其他3个小朋友，给他们讲英文，讲地理，“她拿着乒乓球，指着那接缝告诉他们什么是赤道，”吴荔明说，“这4个孩子最后都考上了好大学，都很有出息。”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只有梁思礼受冲击较小，“1968年，我院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打死，周总理立即指示要保护6级以上的高级工程师。为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参加科研工作后不能回家，把图书馆一层楼的一半腾出来让我们集中吃住，家里送饭。门口有解放军站岗，谁也不许碰，造反派也没法来揪了。”

　　梁启超在世时，曾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结果换了人间，他的子女却还保持着对政治的天真。梁思庄看不惯图书馆一些人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就对女儿说：我比党员觉悟还高，我得给党员做思想工作！整风运动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却对入党程序一窍不通，“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1966年开始的批斗，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轮轮的揭发、检查、游街中，梁思成的身体先垮了，尔后他又失掉开朗幽默的性格，变得沉默、胆怯，又时时对续弦林洙的子女充满愧疚(他们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后爸)。1969年1月26日，清华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宣读毛泽东圈阅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后来称之为“清华经验”)，这份文件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5种政策，其中第4条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在批了以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当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可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

　　从那天起到2月27日，“用处不大的”梁思成在日记本上没写过一个字。

　　当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采访，组织一再叮嘱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地谈话”，但他还是失败了。他的谈话只剩下空洞的政治口号。30多年后再次相逢，那个诙谐风趣的梁思成彻底不见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庄复职，在北大，每天人们都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骑着一辆蓝色的小轮子自行车，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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