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流散在外的梁氏兄妹陆续返回北平，“因为是从南方飞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觉得北京脏极了，尘土飞扬，大家都蒙着纱巾。”梁柏有说。

　　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耶鲁大学讲学，1947年6月，意外接到林徽因病情恶化需要手术的电报，他立即动身返回北平。临行前，他将自己用英文所著的《图说中国建筑史》插图部分交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保管，手稿则全部带回。他准备做最后修订，再寄到美国出版。不久北平解放，中美断绝联系，手稿再也没有寄出，要等到1984年，这些手稿才连同配图在美国首次出版，而梁思成已经看不到了。

　　林徽因手术后身体有所好转，梁家著名的“午后茶聚”又得以恢复，客人仍少不了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因梁思成在清华任教，又增加了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吴良镛先生回忆说，“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

　　1949年终于到来的时候，梁氏兄妹都是翘首以盼的。梁思永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军前进的消息；人在长沙的梁思达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梁忆冰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很小声地说“解放军又到哪儿哪儿了”；梁思成一度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进驻清华，但听到他们说“大学是念书的地方，军队不入驻”时，不禁大为感动。1950年，梁思庄带着吴荔明去香港看望公公，“我祖父希望我们留在香港别走了，以后去美国。其实我妈妈西方习惯还有，再回美国生活完全没问题，但她没有答应……她当时还给她的好朋友写信，动员很多人回国，比如化学家傅鹰，她那时是真心的。”

　　在美国，梁思懿和梁思礼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所有要回国的学生都面临两种选择，去台湾还是去大陆？”在驶往香港的轮船上，进步学生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欢欣雀跃，广播中说国旗是五星红旗，学生们不知道五星如何放置，就找出一块红布，中央放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五星，在船上开了庆祝会。船抵香港后，部分学生转往台湾，梁思懿和梁思礼搭船北上天津，与家人团聚。

　　1949年4月梁再冰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下一年，“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可为佐证，这封信是他在前一日参加了第一届政协第8天的会议后写的：

　　“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三个历史性的文件……真是三个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国人民意见的文件。

　　“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林徽因：“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

　　建国后头几年，梁氏兄妹都处在忙碌兴奋的状态中：梁思庄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负责西文编目；梁思成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还与陈占祥联合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自费刊印一百多份报送上去，希望勿将行政中心放置在旧城之中；梁思达先在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来调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连卧病在床的梁思永家中也是各路客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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